（獨媒特約報導）陳梓桓說話時，常常不住手舞足蹈，思考時卻像被定格般，整個人一動不動。
「二十年之後，你覺得呢個世界會變成點？你會喺邊度？」
在紀錄片中，他反覆向抗爭者詢問答案。但當記者問他同一道問題時，他一臉不懂回答的樣子，沉默近10秒後，才不好意思地笑道：「點講呢⋯⋯我⋯⋯可能唔係好識答呢個問題。」
蔡廉明、陳梓桓、任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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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陳梓桓於浸大電影學院畢業，隨後拍攝以傘運為題的紀錄長片《亂世備忘》；《亂》其後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奪得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最高賞「小川紳介獎」。
2017年，他與《十年》監製蔡廉明、《亂世備忘》及《地厚天高》監製任硯聰合作，開始拍攝新作品《憂鬱之島》。《憂》結合紀實及劇情 (Hybrid Documentary)，原只計劃跟拍3位曾在年輕時投入抗爭的真實人物，並以劇情元素重現他們的經歷；未料拍攝中途，陳再次遇上大型社會抗爭。於是他拿起攝錄機，像5年前一樣、在衝突現場穿梭拍攝，並找來年輕一輩飾演上一代的抗爭者。
由於製作費用龐大，團隊上週發起眾籌，以應付拍攝、後期製作、國際參展和本地放映等費用。陳梓桓表示，目前眾籌進度理想，預計於下月開始拍攝餘下部分，並於本年完成整部作品。
在電影面世前，《獨媒》邀請陳梓桓，細說自己的拍攝理念和經歷，以及他作為一名拍攝者，對未來有何想像。
《憂鬱之島》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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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重演過去，想像未來」
問：你於2017年展開《憂》的拍攝，當時為何會有這個構思？
陳：在上一部紀錄片《亂世備忘》中，我拍攝的警察是目無表情、像是對世界毫無感覺的人；我問主角，怕不怕自己20年後會變成這樣的人。《亂》面世時，香港剛好在經歷旺角騷亂、立法會議員被DQ等事件，這是社會最「低氣壓」、無力感最重的時期。於是我想，是否只有我們這一代曾經歷這麼重大的事件？曾經歷過六七暴動、逃港潮、八九民運等「大事」的人，後來是如何回應當時的記憶？我開始尋找這些人，問他們一道相反的問題：你覺得20年前的自己是如何的？你當時相信的事物，現在還相信嗎？
《憂鬱之島》劇照
問：為何會有把「紀實」及「劇情」結合在一起的想法？為甚麼會找抗爭者「重演」上一代的人？
陳：最初有「重演」的想法，是因為覺得以「口述」呈現記憶的做法太老土，所以想找演員把三、四十年前的人的經歷「演」出來。但我們casting（選角）時，發現所有來的人都曾經歷反送中抗爭；我們也在傾談中發現，他們的經歷和以前的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曾想像「乜嘢嘅香港係好啲」，但也有一些本質性的不同。我覺得，他們（抗爭者）可以給我更多角色本身以外的東西。
我希望《憂》可以連繫不同年代的人。今年六四晚會，有一幕讓我印象很深刻。當大家都在唱《榮光》時，我跟拍那名八九民運抗爭者也哼了數句，但隨即又叫起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我自己的看法是，這就像我們現在常說的，「不要放棄那些被捕、入獄的手足」——即使這件事（平反六四）已經不再合時，但他仍然沒放棄當時（在八九民運）死去的手足。
本年六四悼念，維園。
問：為甚麼片名會由《14/67》改為《憂鬱之島》？地理上，香港是一個半島，但除此以外，「島」還有沒有其他特別意思？
陳：《14/67》是很初步的想法，因為想說2014年到1967年間的故事，而且我很喜歡《13．67》（編按：香港作家陳浩基的長篇推理小說，以倒敘手法，描寫1967至2013年間香港社會的變遷）。後來我看了一本書，但忘記書名了，是一本由台灣作者寫關於香港的書，用「憂鬱之島」形容香港。
我很喜歡這個名字，但常常被人質疑，特別是外國人——他們說，香港根本不是一個島。我覺得，香港不只是地理上的「島」，也有一種「浮浮沉沉」的感覺，而14至19年正是社會最不安、鬱沉的時期。
拍攝傘運和反送中，很不同
問：當初（2017年）有預見到香港會出現反送中般大規模的抗爭嗎？
陳：最初完全沒預視到。我曾想過，10年後或許會有比雨傘更大規模的抗爭，但沒想到會這樣快出現。
問：《憂》和《亂》同於抗爭現場拍攝，兩次經歷有甚麼不同？
陳：很不同。2014年時，大家都在說公民抗命，我覺得較適合說人的故事，以人性化的方法觸動麻目、立場相反的人。2019年時，大家都不願表露自己的身份，很難找到受訪者，所以我拍攝時沒有特定人物。但我覺得這樣未必不好，當抗爭模式在進化，拍攝紀錄片的方法也應該要進步，才能配合運動的性質。
《亂世備忘》劇照
問：同時作為紀錄者和支持抗爭的人，你是「希望以拍攝為抗爭出一分力」還是「單純被抗爭吸引去拍攝」？
陳：兩種想法都有，吸引我拍攝的總是一些有關社運、政治的東西。2014年拍攝《亂》是因為覺得「我可以做點事情」，而且拍攝對象身上有某些特質吸引著我，那些特質是我沒有的，令我希望把這種東西帶給觀眾。
反送中抗爭不是突然「爆」出來，是由很多事情累積起來，這數年間（14至19年）的獨立電影或許是其中一個角色，就算只有0.1%也好。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打壓是更全方位的，所以每個人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得更好。
「20年後？都係拍緊片啩」
問：20年後，你覺得世界會變成怎樣？你會在哪裡？
陳：未來5至10年肯定會繼續拍下去。我希望能多拍3至4套關於香港的電影，但製作的方法可能和現時很不同。20年後……應該仍在拍片吧！（笑）對我來說，電影創作是冒險的、好玩的；如果有一天，我只能聽從別人的話拍攝，那我就不會再拍電影了。
我會同時想像最好和最壞的情況——20年後，或許香港不再容許我創作，或許我們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我覺得，當政權越是要壓制我們的想像，越要想像美好未來的可能性。為甚麼香港不能變得更好？我們想像，才會付諸行動、反抗他們希望給我們的未來。
問：港版《國安法》比你想像中早到嗎？
陳：我從沒想過會有（國安法）……以前會相信有《基本法》「擋住」，14年開始覺得他們會秘密地「搞你」，但沒想過會如此明目張膽地立一條法律。（知道消息後）會覺得消沉，但也會想：既然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已違反《國安法》，那就更應該做下去，做更多、更挑釁的事情。
問：眾籌進度理想嗎？
陳：理想。我覺得未來的香港獨立電影一定需要眾籌，所以這次也是一次實驗；我希望可以說服觀眾，香港電影仍然是重要的。但「交提案」是痛苦的。在作品完成前，要把idea告訴別人、說服他們支持，是一件讓人感到不太舒服的事情——我原本希望完成拍攝後，讓看到作品的觀眾覺得「哇，好正啊！」
記者：梁皓兒、馮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