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全球，本港算是最早體驗到的地區之一。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慘痛，農曆新年前後市民普遍心態上進入戒備狀態，然而防疫物資供應一時間應對不上直線上升的需求，社會頓見「撲物資」的恐慌。
面對弱勢群體的嚴峻物資短缺，當規範性需求（Normative Needs）與表達性需求（Expressed Needs）同時明顯點出需要，各社福機構接收各界的防疫捐贈，轉贈弱勢社群，回歸華人社會福利發展起初的救濟角色，的確助不少基層弱勢渡過難關。物資與津貼陸續湧到，前線同事埋首於分配、分發物資及申請資源，救濟工作的確既充實，又直接解街坊燃眉之急，比較於「意識提升」、「充權」等的虛無，前線同工更易獲得滿足感。獲得滿足感不等於是成功達標，浸淫於送贈防疫等物資的實在與受惠者的笑容，社區工作者面對久違了的把握力，很容易會迷失，忘了社區發展工作更重要的理念。
四個月過去，回顧疫災工作，救濟以外，社會工作，尤其社區工作，是否僅限於此？
社區教育不限防疫教育
公共衛生資訊、防疫貼士等文宣在網絡踴現，隨之地區團體在社區宣傳當然有助防疫教育推廣，然而防疫教育以外，切身於每一個人的武漢肺炎事件，正好是與服務對象討論疫情成因與政治的關係：為何拒絕封關？政府回應口罩需求的時間性嚴重落差？如何由切身問題連結到宏觀成因正是意識改變的一步。
社交隔離下的組織工作
社交隔離下（social distancing）談組織工作，原是一件矛盾的事。而視像程式讓隔離下的小組變成可能。學習使用視像程式是首先需要處理的難題，但原來基層街坊掌握能力比想像中快。當中最易上手的是學童，學習能力快加上學校在疫情間需要用視像學習，學童開始視像組是最先發生的；學童懂了，家長自然需要同步上手。視像小組的普及性亦因疫情大大加快。在前線觀察上，以視像開關注組會議所帶來的方便，吸引到閒時需照顧子女或不良於行而難以參與的參加者，是意料之外的收穫；當然，開關視訊音訊的選擇衍生出參與討論的專注度問題、鏡頭下的討論深度，以及居民之間的互動困難等，說明了視像小組仍未能取代傳統關注組模式。
疫情衍生的突發議題
正如一般社區的突發事件，疫情正是一個全港、甚至全球性的突發事件，社區工作者在「回應社區需要」上自然責無旁貸。針對劏房戶缺口罩、劏房兒童停課期間長困家中的身心影響、視像學習需求增加引伸的貧富「數碼鴻溝」再次被看見疫情下衍生的基層失業問題等，不同團體在派發防疫物資同時，多做一步，收集服務對象的意見、發佈、回應媒體，提醒政府及公眾社會上被忽略的一群在疫情下的困境。劏房戶收到的口罩捐贈，亦是由調查發佈後大幅增加；亦有團體在疫情期間以縫製布口罩作介入，以公共衛生角度組織街坊義工製作、送贈。
另外，駿洋邨因疫情而暫作為隔離中心，輪候公屋六、七年，原定準備入伙的準居民頓失預算，各區房屋團體連結駿洋邨準居民成立關注組，提醒公眾疫情下受影響的除了隔離中心的染病者外，隨之衍生受影響的群眾一環扣一環。
社區工作的「多一步」
當人人自危，隨時「中招」危及生命時，救濟工作當然最為重要，但不代表「充權」、「意識提升」不能同時發生或隨之發生。社區工作的理念看似簡單而空泛，在乎的卻是如何實踐，實踐過程試著反覆提醒自己，在每一個細節上是否可以滲透到社區工作的理念。
借用Dear Jane近期一句歌詞：『除了厭世 總有某些修補可以做』，當本港正值世紀疫症與國安法硬著陸的沉重氛圍底下，社區工作者更應緊守崗位與信念，提醒自己與群眾嘗試實踐「多一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