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國安法時期，香港人可能會更似war economy 中扮演的角色，不少人必須游走各方，以求生存。如此一來，港人角色上會否有別以往的無間道、夾心人戲碼呢？
對war economy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睇下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 (Philip Thai, 2018)，尤其是民國戰爭時期，各行各業要如何一手打愛國牌頭，一手面對制裁，既要與各方經商，亦要期望重創對手。
香港、中國、世界的未來光景會是如何，難以預料，亦屬開放。朋友今日講起當下局勢，似係二戰前夕，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國際組織分崩離析，局部戰爭衝突升級似乎並不遙遠。劫數將臨，卻未知何時。
但係未來世界與1920年代可能更不同的是：進一步的automation同能源爭奪，將大幅左右經濟形態和生活面貌，人類的禍福將更不平等地被強加於各人以至族群身上。武肺的出現，甚有機會加劇工作數量的銳減，產業調整追不上大幅裁員和自動化技術的更新速度。結果是更多人類被逼失業、擔當邊緣工種、或再培訓後處於社會邊緣人位置，餐搵餐清，只能勉強負擔起生活基本食宿、教育、醫療、養老所需，加速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壓力和政治衝突。各國的選舉政治都難免受到衝擊。
倘若美國制裁中國的細節正式出台，香港的經濟秩序或崩潰或漸進調整，一來可能相當睇中國政府在失去香港作為特別科技產品進出的關口，有多大程度影響到其爭奪龍頭大哥的野心和能力，左右其在科技經濟產業霸主爭奪戰的進一步調整（繼而與其所謂綜合國力帶來的自信、外交、產業、軍事步署，進行一系列重組）。二來有多少國家在跟隨美國宣布香港一國兩制破產後，與中國的商貿、產業、資本、人才培訓、法律合約往來更警覺，衝擊中共的既有經濟擴張計劃。
經濟發達國家，都要應對武肺期間帶來的經濟停頓的壓力，需要處理失業人口、產業模式破產、收縮、調整，債務償還周期擾亂、大量發行貨幣、利率下行的反饋，其經濟調整都會與不同產業、商貿往來國產生新的多邊關係。
中美口講經貿脫勾（decopuling），到底大家經濟鏈有幾多會回到本土，或供應內需，又有幾多係重新調整經貿伙伴的交往，難以實牙實齒地預料。若果2008年金融海潚後，中共本身已打算回歸本土供吸，但產能過剩又要外銷一帶一路。武肺的衝擊自然不下金融海潚，但若中共面對經濟下行，又要維持政治秩序，對國內人民的思想和肉體改造當不少免。在嚴密控制下，大陸國人如何將矛頭指回中共老狐狸，當是大哉問。但中共不滅，人類當災，並非虛言。
在開啟攬炒，圍剿中共的過程中，每個人在經濟階級上中下層所受衝擊的陣痛、成本都不同，自強求生的方法也有異。香港人要共同撐過去，一來也許是在一輪經濟調整，政治打壓加大力度之際，前線、中游、後防的人如何保護身心撐過劫難； 二來攬炒既破斧沉舟，與既有經濟體告別，控訴政治獨裁窒礙大家利益均沾，靠自我攬炒去衝擊權貴，那麼新興的經濟自主又如何到來？甚至所意為何？權貴短期或許還是可以背靠中共，維持自己的精英生活品味。然而與過去經濟體決裂的大眾，可能就真係要共同思索由大清治外之地到英國殖民地到中共一國兩制到一國城市，在走向他朝中共皇朝崩解、香港人集體獨立自強的過程中，香港人要存活在怎樣的經濟體之中？而人又需要怎樣的政治、社會、教育體制，確保平等與尊嚴得以在繁華持續的物質文明中落實。
在一城中追求的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環境公義，在大浪潮中的世界經濟體系調整、自動化、工種量收縮，在志求動搖看似龐大的中華帝國野心的過程中，香港人也是在追尋人類到底如何在這世代存活下去的大哉問。有關種種，事乎工種的意義、產業的健全、經濟工具的再思、政治體系的再造、教育的解放、歸屬感的攬炒與重組、對過去香港經濟幻想的拋棄、迎接殘酷的未來與理想追求的不屈。
人類何處來，何處去，是為大時代，實不為過。生而為此香港人，不作開心論，又可以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