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週日（5月24日），我首次被捕，經過了接近48小時之後才獲釋。我是喜歡觀察和反思的人，感到這次經驗有些值得分享的地方，故寫本文。
克服恐懼
首先，我的案件在未來有可能會進入司法程序，因此一般而言是不適宜對案情作出評論的。然而，我相信我的情況有些不同，如果不談一下（即使簡單地），便失卻了當中的意義。
正常估計會認為我是不小心或不幸而被逮捕了，其實不然。面對今天的局面，我明白很多人心中的恐懼（包括我自己），而我們亦很清楚，暴政正正是要人屈服於恐懼之下。我自己公開地說過不少批判暴政的話，而我要求自己盡量要言行一致，因此便要拿出勇氣，克服恐懼，對抗暴政——這就是我被捕的底因。
警民關係
今天警民關係之惡劣不用多說了，而那些以理智解說去紓緩情況的嘗試（如提示要小心群眾鬥群眾的陷阱）亦不難找到例子。以下我只是如實地報告個人少少的經歷，以及盡量客觀地作出評價，不是為警隊說好話（沒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非說壞話。
首先說出總體的評價：在我今次的經歷當中，警隊的表現總體還算是有規有矩的，雖然有問題的小動作或欠佳之處肯定是存在的（例如，有時剝奪了羈留人士與外界聯絡的權利，或有個別警員態度較惡劣）。可是，假如你想得比較極端，認為普遍警察會殘酷地對待被捕抗爭者，最低限度我的經歷並非這樣。
當天我是在Sogo附近馬路上被捕的，兩手在背後被綑上索帶。被帶到路旁後，我很快便向一位警員表示索帶綑得過緊，問他可否放鬆一點，而他表示在車上可給我放鬆一些，而結果是在上車前還在原地，他們已替我換上一條較鬆的索帶（不能放鬆，只能割斷原帶，換新的）。
從馬路押到路旁等待上車時，不一會我便喊起「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記憶中，首先有位警員嘗試言語上阻止我（但亦沒有進一步行動），不過很快有另一位警察向我表示，我可以喊口號，但⋯⋯（已忘記了他說什麼），而直到上車前我也偶爾喊著口號而沒受到阻止。[1]
不久後我便被帶到灣仔警總，接受被羈留人士的程序，而整個被捕的事情中最惹我生氣的事件稍後便發生。當時我在一間小房，在桌子上展示了我所有的隨身物品[2]，並坐在桌旁一張椅子上等待進一步的程序。在四處打量的時候，我突然看到在桌旁的另一椅子下有一個大扣針在地上，便有點神經質地立即向在場幹着一些事情的一位CID表示，我看到地上有個大扣針，但並非屬於我（我的敏感反應是因為怕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那位CID可能是覺得我懷疑他們會插贓嫁禍，便相當不禮貌地說了一堆話（不記得詳細內容，但包括「犯法就是犯法」，哈）。我忍著沒有理會他，可是他見我漠視他便感到不爽，進逼地要我回應他。那時我便火起了，以嚴詞、手勢有力地回應他（但也是盡量講道理），著他不要挑釁我。然後他又說了些不禮貌的話，但見我又是不理會他，便作罷了。（往後的接觸中，他的態度有所改善，客氣了一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搜屋」的事情。我找了「星火」的律師幫助（於此再致謝），而在羈押初期會面時他已向我表示很大可能警方會要求搜屋，但我即時表示不同意此要求。當羈押到了較後期警方需要處理搜屋的問題時，他們先後三次（合共五個人）以各種理由勸我讓他們去搜屋，包括承諾只是去到我家門口而不會進入（意思是只想確認我的住址），不過我也一一拒絕了，即是向法庭申請入屋搜查令便是他們的唯一選擇了，而我要付出的代價便是在羈留室多待一晚（第二晚），以及如果他們成功申請到了搜查令，我可能要承受的「報復」行動。
然後就是一直等到翌日的約十一時多（我的最後羈留時限是下午兩點多），羈留室的門突然打開，有位CID大聲叫出我的名字，應該是出了一口污氣地表示已申請到搜查令，著我立即配合搜屋行動（假如我沒有記錯，他好像還有點得意地說：你想自己用鑰匙打開大門，還是想我們爆開大門？）。在出發前的文件準備過程中，我感到有些不妙：由於早前這事上所累積的一些緊張關係，我感到他們的神經緊張和不耐煩。
在驅車往我家的途中，我內心擔憂著：他們（共三人）會否報復呢？會否「很徹底地搜查」我家呢？然而，我決定不示弱，向我身旁的CID表示，若是他們三人要進我家，我要知道他們的名字及警察編號，而他敷衍我說會稍後給我（最終沒有）。
到我家門口時，我便慣常地脫着鞋，但那位應該是三人中資歷最深的一位CID，著我不用脫鞋（哈，他可能忘記了那是我家），而我沒有理會他，反而回他說：如果你們不介意，請也脫鞋；不過他們也沒有理會我。然後就是搜屋了——幸運地，他們只是大略地看看（連抽屜也沒有打開一個），認為沒有可疑，便很快地完成程序，驅車返回灣仔警總了。
那麼，我是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不會這樣形容，因為在現今警民關係高度緊張的情況，以及警方濫權的實況之下，猜疑實是人之常情和有根有據，況且我確實亦有擔憂的額外具體理由（數度拒絕了他們的建議）。無論如何，人與人之間能夠互信當然最好，可惜香港正處於黑暗時期，不像從前，互信已經漸變陌生了！
我一直相信「情緒管控」在社會運動裡擔當重要的角色（可參考〈一條幫助減低抗爭代價的原則〉），而今次被捕的經歷似乎也印證了我的信念。與警察接觸時，會感受到他們或多或少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因此，當我於本節開首說：「在我今次的經歷當中，警隊的表現總體還算是有規有矩的」，可能會有其他被捕者不同意，而或許我們雙方也沒有錯，但其中差異有機會是依賴於警察崩緊的神經是否被不必要地刺激。
在〈抗爭理智與觀點轉換〉中，我曾經寫道：
記得朱耀明牧師在〈敲鐘者言 — 朱耀明被告欄的陳辭〉中提到過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的一些說話：
我們的問題，乃是來自「公民從命」。
這種從命，讓世上無數的人屈膝於強權，獨裁者的政體之下，被捲進死傷以百萬計的戰爭。
這種從命，讓世上無數的人對貧窮、飢餓、愚昧、戰禍與殘暴無動於衷。
這種從命，讓世上的監牢擠滿小奸小惡的罪犯；大奸大惡者，卻成為國家的領袖。
也許前綫警員亦是「公民從命」之下的小受害者和小加害者，但願抗爭的力量能夠更加導向打擊那些大奸大惡者。
我仍然相信，假如能夠從此觀點看待警察，抗爭力量的導向會更加有效。（例如，與其喊「黑警死全家」，倒不如喊些針對大奸大惡者的口號。）
羈留中的幸運
不難想像，在羈留室?渡過四十多小時一般而言不是一件樂事，甚至可能是相當痛苦的事情——孤獨無助、失去自由、物質匱乏、⋯⋯。然而幸運地，我今次的經歷有些例外，雖不至於說是非常快樂，但也確實能苦中作樂，而主要是由於一班「羈友」所使然。
在我被羈留的那段時間，最多曾經有十二人同處一室（如以席地而睡去衡量，已大概是飽和了），全皆剛捕的「政治犯」。十二人之中，我最年長（近五十），然後便是一位較我年輕五歲的「口水充沛」男子，還有數個二三十歲的在職人士，最後便是數名學生（港大、浸大、知專設計學院）。
全賴有那位口水哥（當然亦由於一個合適的人際組合），大家的話盒子很快被打開，隔膜消除，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固然有程度之分和例外，如其中一位被控暴動的，便很沉默），相當歡暢，暫時忘憂。（好像是有羈友聽到有警察說我們在開party呢！）更幸運的是，口水哥也需要休息的時候，讓大家也可以一同休息，避免了過猶不及的毛病。可以想像，假若大家亦沉默不語，那四十多小時會是何其漫長！
注釋：
[1] 我看過一個關於我被捕的報道，當中有些地方我不清楚情況是否如實（例如，我沒有印象有被「防暴警察用手推向頭部」，以及沒記憶有人說過「收鳩皮啦你」），但我可以絕對肯定有些內容不符實情：我沒有說過「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和「黑警食屎」。了解我的人都會知道後者並非我的語言，而有一位朋友向我表示，在看到此話後便懷疑是否出自我口。
[2] 想提提手足：一旦被捕，你的隨身物品——當然包括你寶貴的手機——有可能會作為證物而被扣留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