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取自Library of Congress。
前陣子，有一位藝人在居家隔離14天後，與家人郊遊，並將照片發布到社交媒體連同感想：「感謝疫情」。這事在我們鬱悶的城市，惹起了小風波。不少人起而攻之，認為「感謝」一詞極不恰當，而更多的人是旁觀。
的確，當疫症帶來生離死別、當人們要長時間居家隔離、當長期隔離造成更多家庭衝突，甚至暴力、當經濟蕭條導致大量失業??當災難降臨人世，無論是來自天災，還是人禍，我們又怎說得出「感謝災難」呢？但，我們又可否問一句：「這災難會是利多於弊嗎？」
利弊問題之本質
嚴格來說，「感謝災難」與「災難之利弊」是兩個範疇的論述，前者涉及價值（有時甚至道德）判斷，後者是鋪陳資料配以理性分析。選擇感恩與討論利弊，明明是兩碼子的事，何以我們的文化就是喜歡將理性思考與價值判斷混為一談？
西方諺語：「所有銅幣都有兩面」，但一枚銅幣到什麼時候會變成「兩面只能是同一面」呢？
英雄漫畫告訴我，那就是當這一枚銅幣，成為了雙面人手上那一枚銅幣的時候，而雙面人的特質是：歪理連篇。
利弊問題的本質是中性的，而「災難是利多於弊嗎」的問題，放於不同時態或範式，構成不同性質的問題。
例如，若我們將此題放於現在式，即我們正在經歷災難的同時，發問：這一場災難會帶來什麼好處嗎？這樣的問題，驟耳聽來，有人可以聽到冷血，有人可以答得勵志，或許就是有關樂觀與悲觀、正向與絕望的思維模式之討論。
又例如，我們將這問題放於哲學框架討論，這便成為了一條有關「人之存在」的問題，而當人們嘗試回答這般問題時，答案往往相當「出世」。以佛陀為例，當佛陀思考他親眼目睹的苦難，思考苦難的前因後果，並最後悟出佛學道理，這整個思考過程都是出世、超然的。至少，我沒有聽過有人批判佛陀借思考苦難為名，抨擊其父王管治之不善，或損害他倆父子感情云云。
然而，若我們將「災難是利多於弊嗎」這問題置於歷史之中，這便成為了一條有關於審視過去，又指導未來的問題。
災難中長大的孩子
據報道，因為新冠肺炎疫症的緣故，於2020年畢業的400萬美國大學生，將要投入一個於20至24歲群組高達25.7%失業率的人力市場，這也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差的就業環境。
當人們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聯想起經濟大蕭條時，不禁會問：究竟，當時的人是怎樣走過來的？經濟大蕭條之後所迎來的繁榮進步是如何達成的？經濟大蕭條，是利多，還是弊多呢？
在此，我想說一本經典著作：由社會學家Glenn Elder發表於1974年的《大蕭條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在書中，作者研究了167名於1920或1921年左右出生的美國人，即出生於大蕭條的一代人，並探討他們的個人成長、家庭狀況、心理發展、工作情況等等生活細節，而這（以及後續）研究追蹤他們自三十年代在奧克蘭市長大的生活，一直到六十年代。
研究收集了大量資料後，以「編碼分析」證實研究對象有普遍性的災難經驗，包括雙親失業、家庭得不到溫飽、居無定所、長期與雙親分離等等。研究對象的童年也有相當大的共同性，而且有明顯的性別定型，例如女生往往因為雙親出外工作的情況下充當家中照顧者的角色，而男生則要不斷往街上跑，以尋找短期工作的機會。
當我們以為這些因為經濟大蕭條而長期面對生活壓力、家長缺席、失去遊戲式童年等問題的孩子，會造成童年陰影，甚至創傷，Glenn Elder的研究卻告訴我們：集體災難有益於孩子的成長，成就了這些孩子未來的成功。
在此，「成功」的定義不單是指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提升，更是指向這些孩子長大後的心理質素。在Glenn Elder的研究裏，研究對象（無論性別）都得到比平均值高的心理測試數字，並表現出「成功」的心理特質：為人富有彈性、果斷、自信、接受批評，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的快樂。
我們不樂於見到蕭條、疫症，以至一切天災與人禍，但當災難真的無可避免地來到，借古鑑今，我們知道：在愈艱難的日子，在愈接近末世的日子，我們愈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孩子會變得愈強壯，愈有力，而且比起上一代，以至上上一代愈發勇敢。
我們不感謝災難，但我們不絕望。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本文刊於2020年5月26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