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香港教育經歷墮崖式下跌。由傳媒報道考評局職員的個人臉書留言，到教育局譴責考評局歷史科卷一其中一條必答題偏頗，已經叫人不安。豈料，教育局在記者會竟然要求考評局取消題目，然後新華社發表時評說「香港校園似乎成了可以肆無忌憚鼓吹歪理邪說、攻擊『一國兩制』、詆毀民族國家的法外之地」，「期待特區政府拿出魄力與勇氣，堅決撥亂反正，下大力氣根治香港教育『頑疾』，為香港未來把好關」，似乎回應了特首林鄭月娥早前的教育「無掩雞籠」論。事情來得很急、變化很快，教育工作者很難置身事外。有絕望、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不足為奇。
解讀墮崖式下跌
最教人始料不及的，是以權威著稱的考評局竟成開刀對象。香港教育雖被詬病為「考試教育」，但考評局一直能給予人們信心，提供公平公正的考試。故此，在疫情持續下，大眾仍抱持應該繼續公開考試的信念，以求給學子一個公平篩選的途徑。校內成績，老師推薦，都不足以凌駕考評局考試的認證。
考評局亦以大量的程序來力求公正。無論是試題擬訂，到試題批改，都保證保密，並有多層的程序來保證公平客觀。就算校內考試，若要經過層層的審訂，太個人的看法根本難以通過。程序，是來解決難以達致共識的方法。通識科亦有兩位評卷員評核，評改方法以可操作的方法主導，根本不囿於考生立場。可以說，考試的技術，教師和學生早已精熟。教師和學生要推翻這個制度，並不容易。然而威權一聲令下，就令我們仰賴的制度搖搖欲墜。這邏輯是，程序依舊重要，但凌駕程序的權威是存在的。
眾所周知，考試是最容易控制思想的工具。考評局身負重大權力，但作為獨立機構，近年在通識科和歷史科的考題都展現了自由思想的空間。考試影響教學，亦會同時將這種相對開放的文化帶進老師的日常教學。故此，這次事件並非挑戰考評局作為考試機構的權威，而是將考試權威的應用權置換至另一種「教育觀」之手。考試，不該是為了刺激思考或者審視學生能力，而是作為灌輸意識形態，讓學生展示服從了的工具。若能達到這目的，「新教育制度」指日可待。
分析至此，教育工作者可說是面對一片漆黑，教育工作的意義亦幾近失去。或者，我們讓眼光放遠一點，了解一下巴西教育哲學家弗雷勒（Paulo Freire）的教育哲學，或有啟示。讀弗雷勒，必定會讀他那本《受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而他的生平同樣精采。弗雷勒生於1921年的巴西，當時巴西正處身於政治動盪與經濟危機中。他真切了解何謂飢餓，他甚至要偷食物，離開學校，後來才成為教師。
最為人所知的，是弗雷勒在1947年的巴西東北部，教導農民和工人識字。巴西人長期當殖民者的奴隸，故識字率甚低，超過一半人都不識字。弗雷勒二十六歲時，他在中學教語言，但他不只是教語言，而是把學語言作為「社會全面改變」的一個方法。他教巴西農民識字，就不僅僅是分辨符號，而是幫助他們對自身文化脈絡的理解。因為「教寫字」，弗雷勒竟然被叛軍捉拿，並被勸喻離國，後在智利流亡。二十五年後，他才能回家。
無論是西方社會的專制主義者，或者極權主義者，他們都希望令「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沉默。在民主的社會，即使未至於以這些行動直接打壓，但對於敢批評的教師，都會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但我們若思考為何「教育」有此命運，或能看到「真正的」教育必然是跟所謂「現實」說不的。這說不的精神，正與「沒有討論空間」相違。
弗雷勒的實踐亦展示了教育的意義所在。他在另一本著作《自由的教育學》中說︰「我並不對那些悲觀的人動怒，但我因他們喪失了他們在歷史的位置而感到傷悲。有太多的命定論在我們身邊。不能移動的命定論意識形態跟它那輕浮的後現代的實用主義，強調我們對社會——歷史跟文化現實的前進無能為力，因為世界就是如此。當代最主導的命定律就是新自由主義。它令我們相信全球性的大量失業在世紀末裏無可避免的。由此種意識形態看，教育實踐的唯一出路是，讓學生適應那無可逃避的，那不能改變的。在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技術訓練，讓學生去適應、去生存。」香港的老師，或真的已經喪失了一份薪高糧準的「穩定」職業，意會到隨時可以在你「日常工作」劃上紅線，但那條紅線正是教育可以說不的精神透現出來。在巴西學識字，是跟現實說不，可以很危險。考評局的題目展現了一點點有「討論空間」的精神，也很危險，但這不正是證明「討論空間」就是很重要，是改變未來的關鍵，是要教育工作者營造給我們下一代的？
制度崩壞，我們痛心。但也許我們亦不能再沉迷程序，或者依賴考試。我們要看到在文化層面，教師有一個精神家園。那就是堅持幫助學生創建未來，不扼殺他們改變的可能。作為教師，我會繼續跟學生去討論有沒有什麼東西不能討論，而不會着他們去接受命定論、適應論。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每一次對重大事件的態度，都會影響到未來的人──這都是我在弗雷勒書中學到的。
作者為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本文刊於2020年5月18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