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拍的「兇兆」（The Omen）可能是眾多恐怖片里最恐怖的其中一套，該電影裡最恐怖的一幕可能是這一段：男主角懷疑他領養回來的小孩是撒旦，他要找到小孩已死去的生母的屍骸，才能核實小孩的身份。他在黑夜里跑到一個在羅馬郊區的荒蕪墳場，在那里找到小孩生母的墳墓。他趕快挖掘墳墓 - 里面躺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狼的骨頭！這個時候，他抬頭一看，發覺一大群黑狗正在圍着墓地，要把他咬死，他好不容易才越過鐵欄逃出生天。
作為身在香港的雙語作家，我覺得這幕戲就是我當下人生的寫照。我在大陸工作過10年，比一般香港人（和西方人）更了解中國國情；我過去也看過一些關於中共歷史的書，所以平日看香港的時政新聞，能自然把這些事和中共以往的作為聯系起來，能把中共的意圖看得更清晰。當然，敢不敢寫出來，就是另一回事了。過去一年，反送中讓我把中共看得更透徹，但每次我坐在電腦前，我就感到我是「兇兆」的男主角，我可以把課題挖得更深，但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可能被中共的走狗監視著。我可以不寫，但這樣其實更糟糕，因這代表我沒盡知識分子的責任，我會24/7被這種罪疚感深深地折磨著，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有訂閱 Telegram上幾個應該是勇武派看的channel。我平日在大街上會看到他們，但我是個內向的人，一般不主會跟陌生人說話，我想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只能看Telegram。5月27日傍晚，年輕人在旺角被警察圍堵，我在Telegram 上看到他們跟同輩這樣溝通：
這段年輕人在險境中給其他年輕人的勸誡，讓我很無地自容。從這些勸誡的字里行間，能感到他們的恐懼，但他們還是站出來。我憑什麽不履行我崗位上的職責，憑什麽因害怕中共而縮在一個角落？本來我最恨的對象應該是中共，但我不作為，我最恨的人就變成是自己了。現在香港的危難又上了一個新台階，我如果不 rise to the occasion，這代表在我人生最大的考驗面前，我得到是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