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萬方來難登臨香港，支聯會的記招不受注意，可是網絡的詮釋始終令筆者大感意外。
劉穎匡先生說：
「據傳媒報導，支聯會最強烈反應係擔心無法籌款令會務難以維持。」
從留言可知其資訊應該來自 Now TV。
可是筆者全程身在記招，完全沒有上述印象。
本來支聯會只是在記招的發言時段尾聲呼籲募捐。Now TV 的報道內容，其實來自記招問答時段，先後有兩位記者追問，若沒了六四晚會，支聯會的財政會否出現危機，能否維持下去。
李卓人等成員答過一次後，顯然不想再聚焦於錢，主動截住記者話頭。「資金方面無謂估啦」（26:00），轉而答今年晚會如何應對打壓。
其實整場記招大部分時間，主要都在談紀念館的新展覽；六四晚會被禁的對策；怎樣回應香港民族主義。
若讀者不信請看記招直播。
筆者解釋一下誤會的原委。是次記招大媒雲集，晚生見到美聯社的余偉建先生、路透社的蕭文超先生、BBC 等大媒記者俱在。
在國際和傳統媒體的歷史視野，支聯會存亡就是一國兩制存亡的重要指標，六四晚會首遭取締是歷史大事，所以大媒自有其問題意識：六四晚會被禁＞政府故意陰乾支聯會＞支聯會行將不保＞一國兩制喪鐘。
年輕人也許很難理解：而家咩時代支聯會仲算乜指標？但坐報館幾十年的記者和編輯就一定會咁諗。不同年代有不同問題意識，因此大媒記者難免會追問此「大路問題」。
傳統媒體所關心的問題本無問題，但年輕一代看來就會易生誤會。
至於筆者和另一記者則想切題，關注支聯會冀將六四與反送中扣連，就迴避不了民主中國與香港民族的矛盾。筆者未因個人政見而寫鱔稿，堅持要問挑戰的問題，自忖不過不失。
新聞不可能全靠直播，媒體必須主動挖掘並採擷有價值的內容。至於如何取捨便見媒體的用心。愚以為是次報道，有線就做得最好，堪為表率。
筆者是懵懵懂懂，不自量力地靠自學投身新聞寫作，曾一度相信某種「後現代論述」：《紐約時報》也不過是自由派喉舌，天下媒體莫不如是。
後來筆者訪問入獄前的梁天琦。那時自己劈頭就對他說：「某報訪問根本係做你。」
當時他忍不住笑，就是在《地厚天高》常常見到的笑容，看似爽朗但暗藏無奈。經過媒體的追捧和追殺，直到他拒絕流亡，自願坐牢，媒體才肯放過他。
由是涉世愈深，愈明白有些「明門正派」的傳統媒體，都會用「李先知」、「消息人士」等等「春秋筆法」捧人整人，為不同勢力的 hidden agenda 服務。讀者必須留意，未來數字媒體會繼續披露「獨家消息」，既令我們擔驚受怕，也為政權緣飾。
「明門正派」的操作沒有令筆者轉投「魔教」（後現代論述），而是學會敬重香港電台，那些平鋪直述的報道簡直是清泉。繼而涉獵新聞專著，知曉《紐時》和《明鏡》審稿之嚴，思之慚愧，愈益收斂。
媒體和記者都有立場，不必妄求中立。但下筆必須時時刻刻要求自己保持能力、公正、良心。
為了折中，筆者會坦誠交代自己立場，並告誡讀者不宜盡信在下，必須兼看其他媒體的報道，才能整合真相的全貌。筆者也有自己的 hidden agenda，但會保持警惕，力免自己淪為 propaganda。
當日紀招結束，筆者走到圖書閣立時就瞥見《香港獨立》，不僅對發現興味盈然，也很奇怪沒有媒體在意。
筆者料想支聯會中唯有一人會這樣做，果不其然。是次採訪雖微不足道，且泛人問津，但寫就時卻心滿意足。因為捫心自問，無論能力、公正還是良心，在這次採訪都有盡力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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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
老人家守舊義，最初接觸社運的緣起就是六四。當年讀到趙越勝先生的《燃燈者》，驚為天人，改變一生，花了兩千蚊買下數十本書，送給其他「六四報哀音」義工。
由趙先生的書而認識到周輔成先生，無論中國有沒有民主，香港會不會獨立，他永遠是在下的人格楷模。
昨晚翻來覆去默念吳宓對陳寅恪的評語：「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事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