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成為公務員後，不少前輩也「提點」我，政府將面臨退休潮，只要任內不出亂子，安穩累積夠一定年資就可升職加人工，更「勸勉」我會議時不要亂提新方案，只要按上手訂下的措施辦事，而且也不要理會與自己職責無關的事情。這種強調穩定的考績評核、層級及分工的管理，變相導致公務員「各自為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為官哲學。這看來與民生無關，但筆者在政府中最遺憾的是，不少我部門負責處理，本來可惠民的資助及撥款，都乏人問津，而同事們卻多沾沾自喜。
也許這不能完全歸咎於特區政府及公務員體系，這種風氣早在港英時代已開始形成。英國戴卓爾夫人奉行新自由主義，亦深深影響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港英政府開始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和「積極不干預」，故亦推行剩餘福利模式，即所謂「安全網」，強調政府只承擔最基本的社會救助和服務，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被動手段。政府亦從教育層面向社會鼓吹福利保障是為「弱勢人士」而設，間接描繪為施捨。與歐美地區，特別是北歐的福利主義，實行全民化保障的理念截然不同。
政府過去推出許多的福利、對商界或民間項目的撥款，也聽聞相關執行部門是抱著「愈少人申請愈好」，以省卻工作量，甚至不願投放資金去宣傳。政府設有多項基金供市民申請，例如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供創科產業發展的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科技企業家計劃 ，以及供青年創業的青年發展基金 。因缺乏宣傳，不少市民也未曾聽聞，申請反應一般，而制定政策者似乎也不以為然，因為反而減省了政府庫房開支。
近日政府推出了保就業計劃，但同樣有不少市民質疑，大企業應「自食其力」而非浪費公帑，有人認為生存不到的企業及失業打工仔是「自然淘汰」、已累積盈利的公司再拿政府錢是貪心之舉。其實目前處於疫症的非常時期，政府增設更多救助基金，使企業能維持日常營運，又有何不可？許多大企業也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否可以罔顧股東利益，自鳴清高而不申請呢？況且疫情何時見底還是未知之數，參與計劃有助保住更多打工仔飯碗毋須裁員，手上又有更多流動資金，疫症過後本地經濟才能盡快復甦。政府的撥款並不是施捨，而是有助社會的適當之舉。企業既然生意有所下滑，就應可昂首挺胸地領取，媒體不但不應貶抑，更應多作宣傳，鼓勵更多企業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