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文：職工盟幹林小薇
「知唔知道富臨係藍店？」
「知道！我個女成日同我講。話我係藍店做。」
「咁知唔知咩係藍店？」
「呀.....支持...支持警察果啲囉....呀..唔知呀....總之呀女成日同我講。啲警察好衰嫁..打人」
這大概是第一次見面的對話。
一星期後，帶著幾位呀姐食黃店，這亦是她們第一次光顧黃店。
「果日啲差佬圍住你地驚唔驚？」
「唔驚喎.....驚咩？果啲真係死黑警黎。」
「林鄭月娥好衰...衰人黎。」
「我果日返到屋企，我個女話我好勁。」
「我明點解啲人堅持要行出黎，咪因為政府無回應到訴求.....果日富臨都無回應我地。」
這個對話有趣在於工友不自覺地把自身行動經驗扣連到運動中，以往未必很理解抗爭者在做什麼，但當自己成為了抗爭的一部份，大概又好像領悟到一些東西。從來不同層面的抗爭都是互相扣連，行動的議題大概是不一樣，但動機或性質都是相似的。運動中的街頭抗爭源自於當權者壓迫；院校中的抗爭源自於校內制度的不公；職場上抗爭源自於打工仔被剝削；
要讓工友明白這些東西最快的方法又似乎是讓他們成為抗爭行動者之一。但這個過程本身已經是一件困難的事。再者，即使成為行動者之一，又不代表會醒覺。行動上醒覺又不等同政治意識上的醒覺。而的確失敗經驗似乎比成功經驗多。
幾個月前的工作檢討就大概記錄了過去一年的失敗經驗：
一直對於任職以來，「半年成功追討二千萬」這個「成就」感到非常討厭。因為，它除了數字以外，甚麼也不是。過去一年半，地盤工會接獲十幾宗大型工潮，而勞資糾紛個案的數目也很多。工會一直以來組織工友的方法，似乎就是「盲目」地處理個案。但是，這樣的「組織」方法，似乎不是完全發揮到應有的作用。
去年四月中，分別以紮鐵減薪以及欠薪這兩個議題，邀請紮鐵工友及曾參與工潮的工友開小組。這兩個小組的目的是希望工人能把自身問題轉化成共同問題，再把此作為政策倡議的重要一環。當中，更促使九十多個紮鐵工人參與五一遊行。可惜的是，自六月運動開始，這些因勞工議題而同行的工人，大部份並沒有在運動中與香港人同行。這種勞工議題、個案以及工潮所組織的工人，並沒有成功轉化成為工會政治力量。
這又只是這年半的「經驗」罷了，回想起幾年前，讀書時大概花了整整四年的時間組織院校工友，能夠成功轉化工友政治意識或反抗意識的例子又似乎寥寥可數。近日嶺南保安工友六十五歲不獲續約，因為記者想訪問工友，於是便跟一位這幾年比較熟的工友聯絡。她未到六十五歲，但卻很關心這個議題。她理解到這不單純是是否續約的問題，而是為何基層工友到這個年紀仍要工作，這是社會問題。她說幫忙找同一更六十五歲工友訪問，但過了幾小時便非常憤怒地跟我說他們都不願意接受訪問。「自己的權益是需要自己行出來爭取，不可以只靠其他人。」她說。「幾時開始意識到呢樣野？以往大家又的確依賴人去幫。」「你講嫁嘛......我有記係心。你講嘅野我都記得，係你成日唔記得。佢地好驚要行出黎講。驚無左份工。」「咁你驚唔驚？」 「有咩好驚？」
「有咩好驚？」這句在不同時空，不同情況的抗爭都出現。 說這句話的人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是有多想去反抗。
站在前線擋子彈的人不是不恐懼，而是更恐懼活在一個極權的香港；站在黑警前的富臨姐姐不是不怕，而是當刻她真的打從心底裡覺得不應該因為怕而後退。因此，人生中第一次被黑警圍，她選擇的是拉著我的手堅持站在那裡；保安姐姐不是不怕出聲會被解僱，而是知道不出聲就只會被欺壓。
三者之間的共通是：我怕，但我想反抗。而且，我願意反抗。
對於有很多人以自己有包袱為籍口而不反抗，我是完全覺得是自私的一群人，而大概我已缺乏要去理解這群人的耐性。因為我覺得，當我再花時間理解但他們卻不願意理解抗爭者的話，憑什麼我要理解？雖然沒有理解他們的耐性，但有想被理解的耐性，大概是大家看到我聽勞法電話、工潮前後會指責工友。然後，可能會被覺得沒有對基層工友的同理心，不關心基層工友，又或這幾個月做的東西只關心政治運動不關心勞工權益。而這些是我確切地覺得被誤解甚至是不理解。正正因為關心，因此才會指責。亦正正因為關心勞工權益，才更覺得要一改以為勞工團體做事方式。但一直覺得做這些東西都是很力不從心，大概是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而且一直都做得不好，然後更加是不懂得做。
到選舉年更是令人覺得沮喪，更是會覺得做的東西都是徒勞無功。大概是從來不相信制度，更不相信從政的人。但又發現其實有很多人依舊是相信制度，相信當權者定下的框框。口裡說不相信，但行動卻相反。議會戰線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口裡表態願意35+爦炒的人，而是要展現制度外反抗以及必死的決心。但有這種心態的人都不會參與選舉，因為這大概是一種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