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出新書〈Pandemic!〉，講新冠肺炎。火紅哲學家寫火紅題材，當然注目兼大賣。書評大多彈多於讚，說他堅離地或只提問題沒提答案。
此書是否沒提出未來思索及發展的路向？他叫眾生趁全球停擺反省，（頁19, 57）因為既然無可能回歸瘟疫之前的「正常」，（頁3, 78, 117）不如儘可能想創新的生存之道離開既有舒適帶think out of the box，令自己生活穩定及有意義。（頁74）他又說明：Work from home只是部份人合適，醫護及清潔工就不可以了；諷刺的是，在歐美，最支持復工的往往就是可以Work from home的特權階級。（頁26, 101, 122）還有，當齊澤克詰問：其實科學家早提醒我們瘟疫會來臨，為何瘟疫還會發生的同時，（頁58, 59）他亦提出了唯有國際（政府之間、組織之間、人民之間)的合作才是解決辦法。（頁14. 34. 35. 67, 89, 104）加上所預示的事情（如美國四月底出現大規模反對隔離政策——此書四月初出版）又發生了，我一點都不覺此書不貼地或只談風涼。
此書令人不舒服的其中一個原因該是寫法態度：當多人質疑內地隱瞞疫情時，齊澤克質問歐美稱瘟疫警號如假新聞又是否隱瞞？最近美國白宮不容疾控中心領導福奇到國會作証，是否隱瞞？ （頁11, 39）當多人估計中國會步蘇聯後塵，因天災（新冠肺炎、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崩塌時；齊澤克說：崩潰的是野蠻人式資本主義才對。(頁39, 40）他甚至指摘反對中國控制瘟疫方法模式的人士，根本不能提出另一有效對應策略。（頁126, 127）這種左膠語氣自然討人厭。
齊澤克最最最最令人生厭的地方是：摎破民主的死穴——也就是企圖顛覆「民主必好」或「民主即使不是完美的制度，也是差中最好政制」的面具神話。早在評論法國黃背心運動時，他已表明：非代議的直接民主（Non-representative direct democracy）並非必然理想；反而，官僚社會主義（Bureaucratic Socialism)（可能） ——一種讓國家官僚安排日常生活（水電供應及醫療制度）的機器——才是未來。齊澤克在新書中，說明這種官僚社會主義若要運作良好，政權需要容許眾聲喧嘩，並有效快速回應社會訴求。（頁10, 113）
齊澤克這種貌似尼采不信任俗眾（Herd）的態度，當然被視狐狸露出尾巴，受人唾罵。（必須說明：尼采眼中的俗眾都是以平等掩蓋自己愚蠢固執的人，具反省自摑的大眾當然不是。）
齊澤克的新書所倡議的即便天馬行空，所主張的即使難以接受；然而他並沒排除其他主張。齊澤克固然相信自己宅生活舒適；可是，他亦明白健康飽食居所是每天即時所需，不可等一日不可待無限長。在瘟疫蔓延時，資源缺乏，醫生充當創世者，決定誰可優先獲救誰遭放棄，我們才感悲哀；（頁70, 86, 99）原因簡單，私人生存權遭公權剝奪了。畢竟，在每一大時代中，受壓迫的邊緣無權力一群（如病重老人）最應有權利發聲，這才是「雞蛋高牆」的意義道理。
正正就是為了防止多數人有權者的暴力，為了保障弱勢，文明社會才發展人權理念和反歧視法。說到底，就是傳統自由主義「傷害原則」的理想狀態——私人和公眾領域的相互尊重及平等。不是因為我們各人有私下選擇慾望對象的自由，性傾向選擇的權力才不（應）須公眾投票賦予嗎？不是由於人人各自有生存權，所以即使社會各人都一致痛恨我，也不可傷害謀殺我嗎？隨意說自己重視的脈絡（如假設某年齡層必然保守貢獻有限）是唯一至高無上，之後貶低其他處境（眾生平等）為不切實際的浪漫；還要強迫生活苦難者為自己所謂高尚情操犧牲，敢問這是否暴力？
資源分配不勻，迫令醫護可能要擇人而救，原因很多：科技發展未完善，政府反應不夠快速，都是因由之一。當然，眾生更齊心氣憤的是：為何總有為數不少人士私自置大眾衛生公眾健康不顧，刻意隱瞞旅遊史病歷，特意違反隔離令呢？這些行為導致群組爆發，受感染人數急升突升，大大增加醫療系統壓力，令已緊絀的資源更攤薄。這種人背後的心理動機是甚麼？作為當下拉康心理分析學派的佼佼者，齊澤克在新書中，也有解釋此現象。簡言之，就是弗洛依德死亡驅力(Death Drive) ——「即使如何做足預防，要中始終要中的，那不如不預防」。頁128）這類違反法律命令的人應負上更沉重法律責任。
跟據現時《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香港法例第599C章）及《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香港法例第599G章)，任何違反檢疫令(即提供虛假／誤導資料或擅自離開其檢疫地點)或群眾聚集規定(即在公眾地方多於四人集會)，會負上刑事責任，可罰款港幣二萬五千元及監禁六個月。我建議應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香港法例第599G章）列明會對違令者加重刑罰，效法台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3條，將「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約港幣五萬元）以上二百萬元（約港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即：明知自己有新冠肺炎病徵(如咳嗽肚瀉)而又違反命令人士，一律視為企圖感染他人，予以重罰。我們亦可按內地《艾滋病防治條例》第62條的精神，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中列明：明知自己有傳染病症且故意或魯莽傳播傳染病的，依法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此條文乃提示作用，提醒因個人行為(如無合理辯解)導致須停業的店鋪除向政府申請資助外，亦可向危害公眾健康者民事索償。(齊澤克的新書也稍稍比較HIV與當今疫情的影響。(頁132)必須在此鄭重表明立場：在今天醫學科技已將愛／艾滋病由大流行絕症變成慢性病，世衛亦在2009年宣佈愛／艾滋病已漸不是瘟疫時，內地《艾滋病防治條例》及台灣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是否應繼續存在，值得商榷。但當中對付傳染病的嚴厲手段，在今天香港脈絡，可以借鏡。參見 ‘Aids: the pandemic is officially in decline‘ The Independent 25 Nov 2009 及Huang, Hans Tao-ming (2017) ‘HIV Care as Social Rehabilitation: Medical Government, the AIDS Surveillance Industry, and Therapeutic Citizenship in Neoliberal Taiwan’. In Halperin, David & Hoppe, Tervor (eds) War on Sex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378-408)
以上修法建議，進一步限制個人私隱權行動權，似乎有違私人公眾世界的平等。注意：以上建議並不是無限期縮小個人人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是設有日落條款的，不是永久。可是，正如：火警現場，由於性命悠關時間緊急，自由民主權利暫時受限，眾生都聽命於消防員，直至火頭熄滅。這合理嗎？過份嗎？至於涉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則是保障受個人行為影響的店鋪。換言之，是平衡雙方權利的方法。
有人問：加強行政機關權力並加強法管會否影響法治？由立法修法執法司法到法治文化的建立，目的應只有一個：建構公義。麻煩處是：公義的定義不停改變：由平等，到平等機會，到尊重差異，到保障弱勢，到力量流動，再到政治化永恆不變主體。齊澤克提倡的「行動」（Act）就是質疑石化理念的視點策略。「行動」（即由暗爽發動向主宰能指的挑戰）其實就是提醒自身要不斷懷疑自己，提醒要達致自己初心目標的戰術戰略有多項選擇，一時達到目標不代表永遠勝利。唯有耳聽八方不斷反省才是正道。這也是齊澤克新書最可貴的一點。在不希望他願望達成染新冠肺炎的同時，祝願他早日到武漢。（頁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