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渡過了一個很不一樣的「五一黃金週」，沒有來自大陸的大批遊客，香港人只能自救撐香港店。我周末因事由離島「出城」到了旺角，用手機應用程式「和你eat」找到一間樓上café，從大廈入口到店舖入口一個人都沒有，正猶疑要不要進入之際，門口打開了，雖然按照政府規定檯椅擺放疏落，但基本坐無虛席。同樣是賣飲品的，曾經盛極一時港人要排隊光顧的大陸茶飲店「喜茶」卻飽受打擊連環停業，在港的八間分店只剩兩間仍在營業。
中聯辦極力抵諉「黃色經濟圈」概念，在政府極力打壓和抹黑之下，可以預期這場以價值觀為主導的消費者運動，很容易會變質為以「鬥黃」為主的群眾運動。昔日港英殖民時期，以左派愛國價值為主軸的「紅色經濟圈」，包括電影公司、百貨公司、報社及書店等，就淪為小圈子長期被邊緣化。前車可鑑也。
「黃色經濟圈」要走下去，難免要面對一個關鍵問題：在重重可預見的圍堵之下，究竟如何才可以做到相對的社區自主，創造空間捍衛平等和自由等普世價值？現時支持的黃色經濟圈，很大部分都是來自標榜特定政治價值觀的食店，但香港食物供應大多不是來自本地，除活家禽外，香港的蔬菜、生豬、海魚和淡水魚的本地生產都只佔不足10％（海魚相對多一些超過30%，詳見本欄《沒有糧食儲備的農地產土儲》），很依賴外來（尤其是大陸，大米除外）的供應。沒有實體糧食供應的相對自主，即便做到沈旭暉先生友報文章所言的「數碼化社區經濟」，但只是一個沒有根的生態鏈，談不上可持續。
近年興起的eat local潮流，如果我們要追根溯源的話，不得不提古巴獨步全球的有機耕作轉型。在蘇聯解體之前，古巴的糧食生產相當依賴蘇聯，由於美國實行圍堵政策，當時古巴主要透過種植蔗糖，賣出糖產品予蘇聯用以換取米麥等主糧，以及糧食生產不可少的拖拉機及化石燃料。1991年蘇聯解體後，失去「老大哥」照顧的古巴，國家的糧食系統幾近解體，據估計1992年古巴人均的日攝取熱量為1900卡路里，1989年為3000卡路里。沒有了化石燃料為骨幹的常規耕作所支撐，古巴陷入饑荒之中。
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之中，古巴人逆境自強，由依賴國際貿易單一國家入口的糧食生產系統，一夜之間化整為零，全國可以耕種的地方都變成有機農場和有機園圃。1980年代初，古巴每公頃農地的拖拉機數目比起美國的加州還多，但到2000年拖拉機幾乎完全消失，由40萬「黃牛犁田隊」取代有關工作。Organoponicos，即古巴式的合作社有機農場，在全國變得流行起來。古巴的首都夏灣拿，有90％的食物都是由Organoponicos所生產。全國的食物進口比例，亦由1980年代初的七成，大幅降至1990年代末的四成。2002年古巴人均的日攝取熱量亦回升至2600卡路里。近年由於古巴逐部對外開放，糧食及糧食生產相關資源的進口比例升至74％，但古巴式的全民有機園圃生產仍是極具參考價值。
古巴的數據不容易收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估計，由Organoponicos為骨幹的糧食生產系統，由145000個小農場、385000個花園園圃（huertos）、6400個城市園圃及4000個高產量的合作社農場Organoponicos所組成，覆蓋33500公頃的國土。筆者尚未有機會踏足古巴國土，但就網絡的文字、圖片及影片，這種由城市、而不是單單依賴農村生產多樣性作物，農產品直接farm-to-market甚至farm-to-home的農業社區生活方式，已經是古巴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亦是組成該國糧食自給生產的重要基礎。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及國際封鎖，卻仍然能夠以全民有機耕作的形成取得如此成就，難怪聯合國糧農組織亦高度讚賞這種社區糧食自主的生產模式（food production in the barrio, by the barrio and for the barrio），生產者擁有權不但可獲得充份保障，不會隨便被逼遷，不依賴化石燃料的生產模式亦有助降低燃料成本及蟲害控制成本，邁向更綠色的可持續生產。
圖：古巴常見的有機農場Organoponicos（圖片來源）
要講社區的生產自給，在富裕的地區，例如是香港，不得不提有多少的糧食是被種種的形式浪費掉，假如把每年在各式自助餐及餐廳收集的剩食有系統地收集善用不浪費，香港的糧食自給率或者已經可以上升好幾個百分點了。講跨地域slasher虛擬貨幣這些未來發展或者更鼓舞人心，但如果組成經濟圈的目的，是要促成社區線上線下的連結與互動，我們便沒有理由漏掉「糧食生產如何自主」這一重要領域。面對充滿各式風險的未來，香港人有心理準備面對各樣的圍堵了嗎？假如食物進口的渠道受阻，我們又是否準備好把屋邨的後花園和城市的天台，變成一個個二戰時期在英美流行的「勝利花園」，或是參考古巴遍地開花的organoponicos，實行自家糧食自己種，變成名副其實支持自由自主，命運休戚與共的「黃色經濟圈」？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