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記者協會公佈「2019年新聞自由指數」，公眾對新聞自由評分跌至41.9分，跌了3.1分，而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評分跌至36.2分，較去年下跌4.7分，創2013年以來最低，超過六成半記者表示曾受警方或不同立場人士暴力對待。
五月香港，一如既往，令人絕望憤怒，新聞自由奄奄一息。
但除出憤怒，作為前記者的我，是更為感到恐懼。
恐懼在於昨日：
一、警察網上直播旺角現場近四個半小時，
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於自己Facebook貼出一張圖，聲稱「所謂記者多到成幅牆/真係痴線??/政府點可能唔管⁉️」。
三、昨日警方一連串針對記者的行為，包括刻意截查、圍堵、出言侮辱、刻意施放胡椒噴霧，拘捕學生記者等等。
這一連串操作，不難令人聯想到，政府過往曾多次放風，認為應有政府、甚至警方批出的記者證才能採訪。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新聞與出版自由並不限於新聞從業員，而是你和我也可以。以及任何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不會對公民記者作出任何規限，只有極權國家，才需要「批准」記者採訪。
為何831一直是香港人中心的痛，因為出現了一個「批准」記者採訪的「黑洞」，真相是甚麼，我們永遠無法得知。若採訪權一再受限，更多831災難將會出現，未知和不信任會拉我們到一個深淵裡。
《論暴政》一書中，第五個教訓是「銘記專業道德」，第十一個教訓是「求真」。所以各位香港人，請記得不要放棄專業，不要放棄求真，因為這是我們亂世中僅餘的浮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