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開始，香港傳媒就擅於用屋宇及地政條例去檢示高官行為。這是因為香港政府對相關資訊的保存和發放做得最多，僭建和霸官地幾乎是唯一不能隱藏的行為。
曾經對這類套路單一的揭弊新聞「消化不良」，一來涉及的行為並非罕見，二來也令公眾對土地使用的想法過於僵化和保守（即法例背後的意識）。不過今次蘋果再做警隊高層違反屋宇/地政法例，香港時勢已急劇變化，我也重新發現當中的重大意義：
1）老虎頭上仍能釘虱乸？
僭建本身不是大新聞，但在威權社會中，記者是否還可自由報導，權貴被揭弊後如何反應，都比原本的新聞內容更重要。以往就算是捉梁振英和唐英年僭建，都未試過有記者在採訪期間被捕、查看採訪資料，甚至在網上恐嚇。陶輝一案，蘋果記者三樣中晒，反映威權政府對新聞界的打壓變本加厲。此趨勢持續下去，若連高官僭建也報不得，更嚴重的弊案就更沒有記者和傳媒敢報。蘋果牌唧牙膏隨時成為絕唱。
2）公權可以制警權嗎？
警察肆虐，香港一下子重回60年代「差人大晒」的光景。其他公權力部門在止暴制亂的主旋律下，過去一年對警察馬首是瞻，委曲求存：環保署對催淚彈的毒害視若無睹，勞工處完成了的催淚彈指引也被禁止公布。今次陶輝等人被揭僭建霸官地無牌經營旅館，相關部門明正言順法辦popo，正好檢視2020年的香港，公權能否制警權。若最終發現連地政總署和屋宇署也動不了警察，則香港之威權統治又上層樓了。
3）僅餘資訊自由岌岌可危
文首提到，香港之所以特別多高官僭新聞，不是因為記者有特殊愛好。而是因為香港本身沒有資訊自由法，很多類型的調查報導都難以取得官方文件。香港的「局部」資訊自由集中於促進商業活動和房地產交易，土地業權與界線、建築圖則、公司和商業登記資料最為發達。所謂「限米煮限飯」，僭建揭弊可能是香港僅餘的監察權貴起點。警察經此一役，有可能在禁止查閱警員選民名冊後，進一步向上述公開資訊渠道開刀，以絕後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