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五一專題我們發送了醫護過勞的個人書寫，香港缺乏失業保障的討論文章。然而普通打工仔有什麼出路，正在醞釀起步的工會組織可否提供新方向？
曾幾何時「工會」在香港是個老土的名詞，直至上年反修例運動無心插柳再將它帶回廣大公眾視野。在和平遊行、勇武抗爭都做到盡以後，反修例運動在8月5日到了發動政治罷工的節點。雖然那次罷工對運動的貢獻有限，但為了發動更大的政治罷工，各個行業紛紛開始組建工會，由此，工會陣線和民主運動耦合。
在街頭運動因為疫情而轉向地下，工會的政治性面向要待今年九月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檢驗之時，中間的日子工會要做些什麼？本篇作者採訪香港設計職人工會，了解到工會在準備會章，調查會員工作狀況時，回歸到了它的基本位——保障勞工權益。值此五一之際，我們重提工會的勞工本位，期待工會靜水流深地為民主運動出力。
文／林
「等到真的落手落腳去做的時候，我們發現工會到底是做什麼的呢？」新成立的香港設計職人工會理事Austin問。
說起香港設計職人的工會，第一反應是，工會的英文簡稱「HKDIU」完全可以出街當口號表達對當下時局的不滿。原來「HKDIU」命名的原因是現在的理事們想和以前那個只關注政治罷工，不關注工會的會員基礎的舊設計師工會的名稱做一個區分。
設計職人工會剛剛成立，也常提出開頭的「除了政治抗爭，工會到底是做什麼的」的疑問，不過工會內部的成員已經討論出一個共識：用工會的政治力量關懷香港的前景，也關切工人權益。
原點——政治議題催生工會
「85之後，發現罷工如果就這麼出來嗌口號的話搞不掂，可能需要一些組織去發動。」設計職人工會理事Red說。所有新工會都必然提到8月5日的「盛大罷工」為工會誕生的原點。
在經歷了6月9日、6月12日百萬人和平上街，7月1日衝擊立法會，7月21日元朗暴力衝突後，原本白天上班，夜晚或者週末在各區開花的市民的憤怒煲到了極點。於是在8月5日星期一當天，市民自發發動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據香港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統計，有35萬人參與了這場政治性罷工。雖然當時有職工盟的參與，但多數人都是單打獨鬥。
如果說政治性罷工是要將社會生產暫停，以令政府、既得利益者有損失，那麼航空界多達3000多人的罷工導致200多班航班取消，影響了香港物流、航空業正常運作，恆生指數當日下跌，算是當時比較豐碩的成果。Austin說他當時是為自己設計師事務所的同事請了假，大家去各區開花。請一天假的人可能沒有什麼負擔，而後來國泰則突然解僱時任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令大家意識到沒有有力的工會組織的話，政治性罷工是不可持續的：罷工者有可能像施安娜一樣被公司無理解僱而沒有談判能力和公司對峙、罷工者在失業期間亦沒有經濟扶持。
「二百萬三罷陣線」在8月5號看到三罷的有效性之後希望組織工會去持續地做大三罷，8月後「陣線」上已經有按行業開不同的telegram平台想要組織各個行業發動罷工。
在線下「陣線」第一次見面時已經希望工會們儘快組織罷工，學聯亦有想要催熟「大罷工」，Austin想如果是在沒有工會保障的情況下就搞罷工，那組織工會的必要性就沒有體現。10月底，舊的設計師工會也不斷在催促發動罷工，工會運作的路線未有梳理就匆匆上路引致會員不滿進而「跳船」，轉而加入新的設計職人工會。很多同路人原本是因想發動大三罷進行政治抗爭而組織工會，但又覺得工會的功能不應僅止於此。
組成工會以後，Austin和Red卻發現和其他工會連結再參與「大三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方面不同行業、不同工會可以罷工成功的成本計算不同；另一方面，曾設想利用工會的會費、捐款匯集的罷工基金可以給因政治罷工被炒的人提供生活支援，但Austin粗略計算一下收支帳目後發現根本無力負擔。
由此，設計職人工會誕生的過程經歷了不同轉折。進而轉向探索：工會的本位是什麼？
摸索——關心勞動權益
現設計職人工會和舊的設計師工會的分野即在於對於工會運作路線上的想法不同，新工會的本位是代表勞方，工會籌辦起來以後必然要面對「工會是做什麼的」這個問題。Austin說現在所有搞工會的人都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因為抗爭出來做的工會，對於工會、勞工權益的理論部分，在工會的框架下能夠做到什麼，一切都不清晰，Red亦說「香港在運動之前，都不了解工會的」，也只有在之後才知道「7人成團」等工會知識。
大家因為抗爭聚集在一起，但討論時三句不離本行的狀況，所以如果行業的問題不解決的話，工會無法立名。在真正著手做工會以後Red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research」要做。
現在設計行業的勞動狀況的數據統計是缺失的，就算是政府的行業統計，也沒有設計這一行，所以醫護工會可以說自己的會員佔醫管局僱員的比例，但設計職人工會沒法說會員佔所有從業人員的比例。而且整個設計行業囊括的類目很多，更分事務所設計師和內設設計師（in-house designers）。
接下來工會會通過問卷、訪談的形式將行業從業員面臨的具體的問題梳理出來，然後再準備一套應對方案，以面對成員未來可能面對的和公司之間的談判，可以說是在回到「勞工本位」的路上行進。
設計職人工會的成員並不是受疫情影響最大的一批，但疫情也令他們見到放無薪假、被拖糧的設計師。同時，設計師們平日面對的普遍問題，諸如過勞狀況也打破普通大眾對他們的「小資」印象，真實工作情況是「設計師=捱夜=一遍一遍地去改說好再也不改的final versions」。
雖然過得很累，甚至OT補回來的假期可以長達一個月，Austin也覺得既然還可以忍受，就先過著：「人工又不是特別低，身為一個比較懶的人，很多東西都是ok的時候就先ok住」。專業人士的勞動狀況也許未達致如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被拖欠遣散費的境地，但創意產業的勞動者也愈發能感受到「長工時、低工資」對自己生活和工作潛力的損耗，普通的設計事務所的員工尚且如此，由於行業的嚴重零散化而變成自由職業者（freelancers）的設計師們自己接單的時候甚至不清楚行業的合理定價。
由此，他們發起了可愛的「職人報案室」，邀請同行「報案」，將在職場上遇到的不公的事寫在「報案紙」上，嘗試提供解決方案，或者轉介協助。
未來——工會如何柳成蔭？
像設計職人工會這樣正在同時將政治抗爭和爭取勞工權並舉的工會還有很多。
今年2月初醫護發動的罷工是在疫情向政府的「政治施壓」——要求封關，亦為了前線醫護切實面對的工作場合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或許就和追求政治（民主）、經濟（民生）的雙線目標一般，兩者本身就不是二元對立，非要爭出個哪條為主線哪條為副線。
如沒有民主的政治訴求，要如何政策的制定符合社會非權貴階層的利益，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被聽見；如果沒有經濟的訴求，那麼無視房間大象追求選舉政治的民主訴求也是空泛泛。
而香港的傳統工會一向被政治建制把持，沒有發揮用處。新工會所涵蓋的行業面之廣似乎真的令人見到希望：會否大家可以在同為「香港人」之外因為同為「打工仔」而團結起來？
就借Red的感性的話來結束這篇的話，他說：「其實工會一路做的兩件事其實是同一件事情來的，都是fight for屬於自己的權益。」
這次無心插柳而成的工會運動能否站好勞工本位，團結大多數市民，蔭蔽民主運動，是每一個左翼組織都在期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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