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進佳（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中委）
在中國中部的江漢平原上，長江的滔滔江水奔流過這麼一個地方：位於長江西北岸的漢陽縣，流傳著鐘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這里曾經是工業重鎮，清朝末年洋務運動時期是「漢陽造」步槍的生產地；同樣位於長江西北岸、漢陽縣北上一點的漢口，是個商業集中地，英國、俄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曾在此設立租界，民國時期有「東方芝加哥」之稱，曾是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現場，那場罷工遭到軍閥吳佩孚鎮壓，在漢口活動的林祥謙、施洋等工運人士遭到殺害；隔著長江的對岸，位於寬闊江水東南岸的武昌，則是政治中心，百年前更是處於時代劇變的風眼，成為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之爆發點。漢陽、漢口及武昌，組成了所謂的「武漢三鎮」。
1926年11月，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攻下原本由北洋軍閥控制的武漢三鎮，將三鎮合並成一個城市。1927年，國民黨「左派」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讓這座城市當了六個月的中華民國首都，跟蔣介石另組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1938年，為期四個月半的武漢會戰，死傷人員數十萬計。1967年文革高潮時期，武漢街頭成為造反派「工總」與「百萬雄師」發生激烈流血沖突的戰場......
歷史上曾處於戰亂、動蕩與革命中心的武漢，在迎來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之際，則成為了席捲中國甚至全球的傳染病大流行爆發地。2020年由武漢開始爆發的「病毒革命」，已為全世界帶來巨大的沖擊，包括當今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無論是老牌的帝國、早已沒落的帝國還是新興強國，都無法幸免。封城、隔離、限制行動、禁止聚會、社交疏遠，已經變成不少地方的「新常態」。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形態出現了顯著變化，而好些底層人民的情況更是愈加惡化。世界因一場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大流行，再次處於歷史的轉捩點。
這場「病毒革命」——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的肆虐，在全球範圍牽引出更深重的危機。冠狀病毒病的大流行，固然是帶來了威脅無數人民生命健康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但是真正造成全球災難的，是資本主義。或者更直接一點，資本主義就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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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本主義掀開序幕的瘟疫
1545-1548年間，地處當今墨西哥境內的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爆發了一場發燒溢血的流行病，當地阿茲特克原住民稱之為Cocoliztli（也就是「瘟疫」的意思），奪走了500萬至1500萬當地人的性命，相等於這個地區的80%人口。約30年後，同樣的瘟疫再次降臨墨西哥，奪走另外200多萬當地原住民的性命。這場墨西哥史上最嚴重的流行病疫情，是歐洲帝國主義殖民美洲這塊「新大陸」過程中帶給當地許多瘟疫的一部分。
引發Cocoliztli的病原體，可能就是由歐洲殖民者從歐洲「舊大陸」帶到美洲「新大陸」的。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不僅無數人因反抗歐洲殖民者入侵而遭殘酷殺害，還要被殖民者帶來的病菌所蹂躪。除了Cocoliztli，歐洲殖民者還給美洲大陸引進了天花、傷寒、瘧疾及流感等傳染病。
歐洲列強勢力殖民美洲，是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原始積累的一部分，為不久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洲「茁壯成長」奠下了基礎。資本主義的確立，以及奉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國之「崛起」，跟歐洲殖民者用野蠻殘暴手段壓迫「新大陸」原住民、販賣非洲黑奴及大肆剝削殖民地天然資源以用作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原料等行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奪走成千上萬原住民及被販賣人口性命的疾病，跟這些慘無人道的行徑，一起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掀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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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滲著致病菌」
人類生活的地球表面上，有著很多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無論是在空氣中、土壤里、其他生物身上或者是人體內。微生物的種類有幾種，那就是病毒、細菌、真菌、原蟲及微藻等。有些微生物可以致病，被稱為致病菌或病原體。並非所有存在於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可以致病，只有極少數的微生物可以導致人類生病。人類生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感染了致病菌。
流行病的爆發，跟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有著緊密關系。疾病，很多時候是人類與大自然打交道的產物。人類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導致各種致病菌進入人類社會生活圈，感染人類並演變成流行病，甚至是奪走人命。尤其是人類對大自然進行大肆破壞的「開發」或經濟活動，如過度砍伐森林、破壞自然生態，以及污染環境的經濟生產（如工廠化農業、有毒工業等），讓人類社會更加暴露在感染疾病的更大風險中。而傳染病在人類社會中的擴散，則關繫到人類從一個地方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行動或遷徙。
人類文明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於十四世紀席捲歐亞大陸的「黑死病」，估計造成至少7500萬人死於疾病。這場瘟疫的發生與惡化，是結合了多個條件，包括了蒙古帝國於十三世紀大規模西徵所帶來的戰亂和飢荒，以及當時的氣候變化。蒙古鐵蹄侵略西方的軍事徵伐以及亞洲商賈的移動，將亞洲地區因戰亂導致飢荒而衍生的腺鼠疫，逐漸帶到了中東與歐洲地區。
人員的移動或殖民者的入侵，將致命的疾病帶給地方上的居民，同時外來者或殖民者也會感染上其所到之處的地方上疾病。例如，荷蘭殖民者於1928年在新幾內亞島的東南部（今西巴布亞）沿岸設立了一個叫做Fort du Bus的據點，但是數年後就被迫放棄這個據點，其原因除了遭到當地原住民部落為反抗殖民者入侵而持續進行的攻擊，還包括了許多駐扎在那裡的荷蘭人感染上瘧疾。
無論如何，當疾病在某個地方爆發時，最深受打擊的，還是無權無勢的底層人民，無論是遭到「文明」殖民者入侵其土地的原住民族，還是被殖民主義勢力從別的國家引進到其殖民地的外來勞工。疾病，可說是當今世上「發達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副產品」。
資本主義在歐洲發展起來的早期，在美洲大陸的歐洲殖民者最初是強迫當地的原住民當勞工，去開發這塊殖民者眼中的「新大陸」（原住民眼中古老的家園）上的土地及資源，以為來自歐洲的資本家帶來豐厚的利潤。不過，當許多被奴役的美洲原住民因過勞而死並導致勞動力不足時，歐洲殖民者也開始從非洲大陸引進更多奴隸到美洲。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數以千萬計的非洲奴隸被奴隸販子賣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估計這期間有120萬至240萬非洲奴隸在橫渡大西洋的航路上死於疾病，另外約500萬非洲奴隸則因痢疾等疾病死在加勒比海地區島上的中轉營地。
幾乎近似的，當歐洲殖民勢力擴張到馬來群島時，也大量從中國、印度等地引進苦力，以便讓來自殖民帝國的投資者可以搜刮這里的土地資源。從中國南來的華族勞工，不少死在航行途中，到了馬來亞後又因「水土不服」而染上的種種疾病或操勞過度而死亡。
馬克思曾在其經典著作《資本論》中如此寫道：「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可以再補上一句：「還滲著種種致病菌！」
過去三四十年間在「全球化」的旗幟下，全球經濟已經走上一體化之路。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支配下，不僅商品在全球各地的流通愈來愈廣，而人們的移動也日益頻繁。無論是為了掙取更高收入以擺脫貧困而飄洋過海到異地打工的移徙勞工，還是因交通網路日益發達而帶來更多的中產階級游客，人類移動與遷徙可說是創下高峰。日益方便且覆蓋廣泛的交通網路，無論是航空系統還是陸路交通網，人類在地球表面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移動比以前更加方便了，但與此同時也讓流行病的擴散變得更加容易且快速。
2020年席捲全球的冠狀病毒病，能夠如此快速擴散，其中一個因素是交通網路發達所帶來的更頻密的人員流動。很多國家政府在疫情初期沒有當機立斷中止旅客進出國門，其中的考量就是人員流動的中斷也可能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受到乾擾，但是當疫情趨向失控後還是不得不阻斷國際間的人員流動。
人員流動愈來愈方便，只是增加病毒傳播的速度及幾率，還有其它關繫到社會結構的因素讓疫情惡化。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天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是氣候變化又跟人類破壞自然生態有關。而因爭權奪利而爆發的戰爭，也會讓疫情難以在戰亂地區受到控制，進而讓飽受戰禍蹂躪的平民還要再被病魔折騰。此外，過去三十年間在「全球化」幌子背後運作無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了不少國家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並且不斷將公共服務和公共資產私有化，嚴重削弱了普羅人民的權益保障，包括醫療保健。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包括公共醫療在內的公共服務所進行的攻擊與侵蝕，導致盡管我們這個時代的醫藥科技已經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發達，但是流行病來襲之際還是讓不少人民無法享有他們所應得的醫藥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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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瘟疫：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送給現代世界的「大禮」
1918年流感大流行（又稱「西班牙流感」，但西班牙並非這場大流行的爆發地，也不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只是因當時西班牙在一戰中採中立國立場，其媒體較少戰時審查，而得以更廣泛報導疫情，包括其國王也染病），是現代史上最嚴重的流感病毒感染大流行，其嚴重程度僅次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瘟疫。這場由H1N1甲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疫情，估計在全球範圍感染逾5億人口（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約5000萬人死亡。1918年流感爆發的時候，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場帝國主義勢力為了國際權力及經濟利益重新洗牌而引發的戰爭。
關於1918年流感的起源有好幾種說法。其中一個較流行的說法是起源於美國堪薩斯州。另有一個有加拿大歷史學者 馬克.漢弗萊斯（Mark Humphries）所提出的看法，認為被協約國帶去歐洲戰場英國和法國軍隊前線工作的9萬6千名中國勞工，可能是1918年流感的最初感染源。無論1918年流感起源於哪裡，一戰時期多國兵員的大規模移動，增加了病毒擴散的幾率，而讓疫情惡化。再加上戰場上士兵和戰地居民因缺乏營養食物而身體抵抗力衰弱，以及持續戰鬥所帶來的精神壓力，甚至是化學武器的使用，都讓流感病毒更容易傳播及增加死亡率。
一戰是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為爭奪殖民地、擴大各自政治經濟影響力及掌握資本主義生產所需的原料之控制權等因素所引發。一戰造成逾2000萬人直接因戰事而死亡，因受戰爭影響而惡化的流感死亡人數卻更高。資本主義危機並沒有因一戰的結束而消失，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仍然持續，甚至還繁衍了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極端思想，為國際社會帶來更大的破壞，最後更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於醫藥科技的發展及軍人開始註射疫苗，二戰時期不再爆發如1918年流感那樣的嚴重大流行。不過，仍然有流行病因戰亂而在不同地方爆發的情況。許多人在二戰期間的納粹集中營中因患上傷寒症而死亡。就算是死於疾病的人數比1918年少了，但是二戰所帶來的實際傷亡及破壞，已遠遠超越一戰。
繁衍戰爭與疾病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瘟疫，而且分分鐘比瘟疫還要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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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製造新病毒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在他的著作《大農場製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 Big Flu）中，探討了流感病毒及其它人畜共患病的病原體出現，跟跨國企業所控制的工廠化農業或農業綜合企業的關系。華萊士認為，工廠化的現代養殖業，在散播如H1N1等致命流感病毒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華萊士在一個訪談中這麼說：「大企業經常把人們的註意力轉到其它方面的解釋上。就像發生諸如2015年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爆發的H5N2禽流感時那樣。他們責怪中國人，或責怪小農，甚至是他們自己所聘用的合約農工也被指責觸犯公司準則，但是它們在做的其實是迴避這樣的事實：其經濟模式本身才是促成致命病原體演化及散播的根源。」
這里所指的經濟模式，就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模式。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是建立在資本或財團企業利潤最大化以讓資本得以不斷積累的邏輯上。建基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上的農業，已經不是最初滿足人類社會糧食需求的農業，而是為了利潤的最大化而運作。為了增加成本效益，我們所吃到的食物，尤其是肉類，日益集中在大規模生產的單位中，就是所謂的工廠化。
眾所周知，感染人類的流感病毒大多源自其它動物，如雞和豬，所以才會有「禽流感」及「豬流感」之類的稱號。但是，如果沒有養殖業上的結構變化而促成的流感病毒演化，跨物種的傳染也不會輕易發生。養殖業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的重組，主要是從家庭農場或鄉區小農的小規模畜牧或養殖轉型成企業農場的大規模養殖——大量被飼養的雞鴨牛羊被困在擁擠的空間裡，被迫在短短數個月時間內快速生長成熟，然後被屠殺、加工，並通過日益發達的交通運輸網路運送到世界各地出售。在狹小密集空間內共處待宰殺的禽畜，成為病原體入侵的溫床，而若面對感染它們的病原體時免疫的「防火牆」被突破，可快速交叉感染，並且讓病毒隨之進化，更會進一步「跳躍」到人類身上。盡管工廠化農場比起傳統農村的小規模養殖可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大量的肉類食品，但是這種產業已經不是「養殖」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流水線式的「製造」肉類商品（就如生產商品的製造業工廠那樣），而其「副產品」則是流行病病毒。
致命的伊波拉病毒，也跟利潤高於一切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西非森林地帶被大規模開發成為大片的油棕種植園，破壞了攜帶伊波拉病毒的蝙蝠生態，導致該致命病毒遷移並最終傳入人類社區。
至於2020年肆虐的冠狀病毒病，大多數人都認為跟吃野味離不開關系，而有出售野味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是最早被發現感染群的地點。病毒可能就是在市場上不同物種牲畜密集的環境下傳播，最後傳到人類身上。只圖利潤罔顧生命的野味買賣，也跟資本的邏輯相去不遠。
利潤至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如果不是製造新型疾病的起源，也必定是其爆發的源頭。
許多人會認為公共醫療體系是防疫的最前線，也沒錯的，公共醫療體系在防疫抗疫上非常重要。但是能夠封堵人畜共患疾病入侵的第一道防線，其實是我們的社會生產方式或經濟模式。若要守住這第一道防線，我們就不得不對我們社會的糧食生產模式進行翻天覆地的改革。我們必須減少甚至封堵大企業對農業領域的影響，同時建立更多取代企業化農業的替代選擇，如小農合作社、取代單一作物制的農作物牲畜混合生產模式等，以減少企業化農業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也減低病原體被釋放到人類社群中的危險。
如果在第一道防線上仍然是利潤至上的企業主導生產模式，那麼一場流行病得到控制而「銷聲匿跡」之後，其它的流行病還是會前僕後繼而來。若流行病在人類社會中擴散，接下來的另一道重要防線則才是公共醫療體制。但是單是公共醫療體制是不足以應付疫情的，我們還需要全面的社會福利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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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與污名化：對疾病無知而誕生的雙胞胎
難當新的病原體導致新的流行病，往往會引發社會民眾的恐慌，尤其是對新病毒及其影響所知不多的時候。對新疾病的擔憂甚至恐懼，是正常的反應，但當這恐懼反應失控時，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能比起疫情本身還要嚴重。
當權者——尤其是專制或官僚化的政權，很多時候在發生流行病疫情等社會危機時，並沒有完全向民眾透明化發布信息，有者甚至要封鎖消息或拖延消息的傳送，其理由可以是要避免造成公眾的恐慌，但是其效果往往卻相反的。信息的不透明的後果：一是導致民眾不知曉情況的嚴重而疏忽於防範，不然就是引起民眾因信息的不全面而感到的不安，進而導致恐慌的擴散比病毒的擴散還要快。更甚者是，民眾會因此不再相信政府所發布的信息，反而轉向相通道聽途說的傳言或假消息，助長了假新聞的散播。以這次冠狀病毒疫情為例，最早爆發疫情的湖北武漢政府當局對向他人分享疫情信息的醫生作出訓誡，有隱瞞疫情之嫌，也讓後來中國政府發布疫情消息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現在也有很多人懷疑中國政府公佈的確診和死亡數字之真實性。政府在處理社會危機上，保持信息的高度透明非常重要，以確保正確的消息可以有效傳達，也可讓民眾信服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伴隨著社會大眾對某種疾病的恐慌心理而出現的，是污名化。污名化是對個人或群體的偏見（包括基於性別、性取向、種族、宗教、文化、身體特徵、身心障礙程度、身心健康狀況、疾病等因素）而導致對該個人或群體的嚴重歧視。對病患或被認為患上某種疾病的人之污名化，長久以來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尤其是在一個依據不同身份（性別、性取向、種族、宗教、文化、職業等）分化社會大眾並劃分等級的階級社會。
最顯著對某種疾病污名化的例子，就是歷史久遠至今仍然存在於一些地方的對麻風病的污名化。現在已被稱為為漢生病的麻瘋病——一種傳染性不強而現在已有藥物治療的慢性傳染病，曾因民眾對疾病的無知以及對病人身體缺陷的「恐懼」，而帶來社會對麻瘋病人的污名化。麻瘋病人因污名化而受到的身心創傷，遠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身體缺陷更大。
對麻瘋病人的污名化，甚至發展到國家權力設立專門隔離麻瘋病人的隔離設施。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我國，英殖民當局曾興建好些隔離設施去隔離麻瘋病人，將麻風病人排斥在社會之外，甚至於1926年為了隔離麻瘋病人而立法。自1995年才開始不再接收新麻瘋病人的雙溪毛糯麻瘋院，曾經是全世界第二大麻瘋病院。在雙溪毛糯麻瘋院於1930年啟用之前，馬來亞多個地方設有隔離麻瘋病人的地點，包括位於檳威海峽之間的小島——木寇山。除了隔離麻瘋病人，木寇山島還曾被用來隔離肺結核病人，以及關押在《緊急法令》下未經審訊被拘留的政治犯。無論是麻瘋病人還是政治犯，他們都是非人道統治體制下的受害者。
愛滋病患及愛滋病毒攜帶者也在過去四十年來經常被污名化。對愛滋病的污名化，加劇了同志群體、性工作者及吸毒者所遭遇的嚴重歧視。污名化某種疾病，會加深對該疾病的恐懼，而恐懼又會加劇對某個社會群體的污名化。污名化和恐懼，並不曾也不會治愈任何疾病，反而為病患和他們的親友帶來更多的苦難，也會讓沒有染病的人承受莫大的精神壓力。因此，對抗疾病的同時，也必須消除跟疾病有關的污名化及恐慌。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我們理應可以利用更方便的通訊管道及社交媒體去消除污名化及恐慌。但是，當今世上還是有著不少具有本身政治議程、思想狹隘且沒有任何公民責任的人士，樂於在網上和社交媒體散播假消息及偏見，加深污名化與恐慌，造成社會上弱勢群體所面對的歧視愈加嚴重。不過，政府機關在打擊假消息上的做法，卻很容易也一並壓縮言論自由的民主空間，讓威權與官僚統治集團可以鞏固權力。因此，必須在打擊假消息與保障言論自由上有個平衡，而這只有在民眾具有高度公民意識並積極參與社會政治過程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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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體系：社會抗疫的集體防線
「如果有一位病人因收入不足而被拒絕提供醫療援助，沒有任何社會可以合法地聲稱自己是文明國家。」——安奈林.貝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國工黨政治家，曾於1945-1951年擔任英國衛生大臣，他是推動成立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重要人物
1978年在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舉辦的基本衛生保健國際會議上通過的《阿拉木圖宣言》中，這麼寫道：「健康不僅是疾病與體虛的匿跡，而是身心健康社會幸福的總體狀態，是基本人權，達到盡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範圍的一項最重要的社會目標，而其實現，則需要衛生部門及其他多種社會及經濟部門的行動。」
健康作為基本人權，並不只是對抗疾病而已，而是要打造一個讓人類免於疾病威脅的生活環境，讓人們過著真正解放與幸福的生活。要打造免於疾病威脅的環境，就必須包括保護環境生態、確保營養糧食的供應充足、免於各種身心壓力等。公共醫療體系的建立，則是為了預防各種疾病、醫治生病的人們、延長人們的壽命並提升人們日常生活的素質。
經過不曾間斷進行的社會抗爭，許多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早已作出讓步，承認醫療保健是政府的責任。公共衛生體系更是成為福利國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隨著公共衛生體系的確立，加上醫療科技的發展，很多以前無法醫治的疾病現在都可以治愈，而社會的平均壽命也顯著增加。
公共衛生體系為受到疾病影響的人民提供了檢測、診斷、治療及護理等服務，在預防及對抗疾病威脅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公共衛生體系無法運作或沒有足夠準備應付任何嚴重疫情，那麼其後果將是非常嚴重，危害社會大眾的健康、安全甚至是性命。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並不只是為生病的人提供診斷和治療的服務而已，還必須包括長期的健康教育、定期身體檢查、打預防針、維護地方環境衛生等預防措施，再加上確保乾凈與安全食水及有效的排污系統等。
當然，只是公共衛生體系而已，還是不足以讓人民渡過嚴峻的疫情。我們的社會還需要其他領域的支援，包括社會福利保障、環境保育、營養糧食供應、地方社區支持，及真正服務於人民福祉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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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腐蝕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福利保障
二戰之後的三十年，世界多個國家落實福利國制度，包括設立全民醫療體制，並通過累進稅制去維持公共醫療的運作。但是，保障全民享有優質醫療服務的公共衛生體系，一直不斷受到資本主義利潤至上的經濟導向所威脅。尤其是197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大流行，更是讓世界各國像被病毒感染般，紛紛制定各種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的經濟改革措施。推崇市場自由化、取消資本管制及將公共領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削弱了許多國家的公共服務，包括公共衛生體系。近年的趨勢更是許多國家政府打著平衡財政收支的名義推動緊縮政策，進一步削減公共福利開支，對公共醫療服務來說是雪上加霜。
當公共醫療服務因政府給富豪財團減稅而被削弱之際，私人醫療領域的「崛起」和保險業的擴張，讓原本是人民基本權益的醫療保健，變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商品。新自由主義經濟將社會上重要的公共服務私有化的同時，又推出金錢掛帥的個人化解決方案，如私人保險公司趁機向沒有能力支付高昂醫藥費的民眾推銷各種保險產品，並不是保險公司出於關愛社會大眾的健康福祉或要做些什麼慈善，而是普羅人民基本權益愈來愈無保障的確是門很賺錢的生意！
還有愈來愈多提供私人醫療服務的公司，為了確保財源滾滾，更是跟迷信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府合作，一起推銷所謂的「醫藥旅游」，將醫療保健包裝成為企業財團賺取外匯的市場商品。在我國馬來西亞，許多私人醫院的最大股東其實都是官聯公司。這導致了嚴重的利益衝突：到底政府的角色是確保全民享有優質的公共醫療，還是通過政府投資臂膀擁有的私人醫院去從醫療保健領域牟取暴利？
醫療保健的商品化與商業化，加上緊縮政策的打擊，社會大眾所應享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也就變得「營養不良」。如果飢餓和營養不良會減弱人體的免疫力，讓人更容易染病，或因疾病而死亡；那麼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營養不良，則會削弱社會的免疫力，削弱普羅人民對嚴重流行病疫情及各種社會危機的免疫力。每次的經濟危機，首當其沖承受最嚴重惡果的都是底層人民。
一場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向世人證明瞭一點，健全的公共醫療才是保命關鍵，而不是利潤掛帥的私人醫療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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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可提升社會對全球危機的免疫力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盡管全球社會財富遠比之前的許多世紀來得豐富，而醫藥科技也日益先進發達，但是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貧窮國家的底層人民，卻仍然生活困苦，在危機來臨時飽受煎熬，而在大流行疫情下的處境也更加糟糕。經濟發達的富國，如美國、英國、意大利等，因繁衍社會不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橫行多年，以至在應對冠狀病毒疫情時被搞得焦頭爛額，更何況是經濟較為落後卻仍然被國際金融機構強迫落實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導致公共服務體系更加虛弱的較貧窮國家。
許多國家都會用政府經費不足為由，而不願增加公共衛生撥款，有者甚至以「撙節」為由削減撥款，導致普羅人民享有的公共醫療服務素質下滑，並在爆發大流行疫情時無法得到適當的援助與救治。許多底層人民在疫情蔓延之際，除了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還會因收入低微而生活更加拮據，不少人還會擔心失業丟飯碗。政府會經費不足，是因為政府向大企業和富豪徵收的稅率在過去多年來不斷調低。富豪階級因累進稅的低稅率而變得愈來愈富有，但全民所應享有的公共服務則因「經費不足」而被任由敗壞。
當今全球首富——亞馬遜公司總裁傑夫.貝索斯的僅僅1%財富，就相等於（全國人口多達1億）埃塞爾比亞的衛生醫療開支。這是當今全球不平等的寫照。世界各地的富豪財團，將他們榨取全球勞動人民及掏空地球資源而積累的財富匿藏在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避稅港，如盧森堡、開曼群島、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愛爾蘭、瑞士、荷蘭、香港、新加坡等地。全球的富豪目前匿藏了至少7.6兆美元的財富以躲避被徵稅。這導致全球勞動人民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並沒有公平分配給保障全民健康幸福生活的諸如醫療保健、教育、乾凈食水供應、衛生、社會福利住房等公共服務。
樂施會於201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只要向全球最富有的1%人士增加0.5%的稅率，我們就有足夠資金讓全世界2.62億失學兒童上學，還可為貧困國家提供所需要的醫療服務，並拯救330萬條不應被病痛奪走的人命。
樂施會於2020年發布的報告則稱，如果全球政府稍微提高向全球最富有1%富豪徵收的稅率，可以解決全球各地無償照護工作的問題。該報告指出，在未來十年向最富有1%富豪多徵收0.5%稅率，將足以在教育、醫療保健及老年照顧等領域製造1.17億個照護工作就業崗位。
試想想，如果當今全球最富有的富豪及企業財團老老實實地繳稅，如果我們關閉全世界的避稅港，可以肯定為地球上每個角落的人民實現高素質的免費全民醫療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公平地將全球社會財富重新分配，不僅能夠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同時也能增強全球社會的「免疫力」去面對各種可能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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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不能再「照常營業」
一場席捲全球的疫情，暴露了深重的資本主義危機。這並不是僅僅全球公共衛生的危機，而世界各地人民也已經感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這場疫情是在加速並加劇冠狀病毒肆虐前已經浮現的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已預測將會出現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
資本主義不會因為這場疫情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而自動分崩離析。這個全球體制會藉助這場危機進行一次洗牌——一次不會實際改變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結構的統治階級利益洗牌，但是承受最大犧牲的勢必是底層人民，如果來自底層的反抗與動員不夠強大的話。
有部分企業財團肯定借機從這次的全球危機中牟取暴利——「發災難財」，但是這只是部分企業的短期利益暴增，長遠而言全球經濟仍然會面臨黯淡且沉痛的長期衰退前景。對不少企業和富豪來說，它們固然會對本身財富的縮水感到心痛，但是真正的痛苦還是會通過失業、貧窮、債務負擔等形式轉嫁到普羅人民身上。
如何處理冠狀病毒大流行後的經濟衰退及讓經濟復蘇，是世界各地接下來數月甚至數年的聚焦點。世界各國政府，包括我國馬來西亞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去讓人民擺脫生活困境？全球經濟不會自動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狀態，然後「照常營業」。就算是恢復到以前的「正常」狀態，但那還是一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愈來愈不平等的資本主義「正常」狀態，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回去？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好些政府，包括我國政府，提出一系列的經濟振興配套，去紓解當前困境及拯救經濟。不過，發放給中低收入人民的些許補助、給中小企業的工資補貼、特別撥款等，只是短期的權宜之計，還不足以應對長期經濟衰退的後果。可能會有決策者認為，只要各行各業在不倒閉的情況下渡過這段抗疫的非常時期後，靠著自由市場的運作，資金會自動回流到市場，經濟就會復甦，然後各行各業可以「照常營業」。但是，當許多行業因疫情及經濟衰退的打擊而倒閉並出現失業浪潮時，市場的需求就會突然大幅度萎縮而變得非常低靡，意思就是投資什麼行業都賺不到錢，而且還會繼續倒閉。掌握雄厚資本的大企業和富豪不會輕易投資在那些不會在短期內給它們帶來巨額利潤的事務上。大量的失業固然能夠讓企業財團可以輕易聘請到廉價勞動力，但是消費市場卻會繼續因購買力的低落而繼續萎靡不振，也就是投資在生產性的產業將無利可圖，那麼「自由市場」又怎麼激活經濟？為私人銀行企業註入資金的「量化寬鬆」，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反而會繼續鼓勵不事生產的投機性活動，如讓中低收入人士繼續買不起房子的房地產超買，或製造另一輪的金融泡沫，為下一次的經濟危機準備更多火藥。
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如實行類似19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推行的「新政」（也就是政府大量投資在公共工程上以刺激內需，並保障工會權利及提高最低工資等），我們不用期待一個能夠讓普羅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經濟復甦。這個時代的「新政」，需要政府投入資金在既能解決重重危機又能製造就業機會增加人民收入的領域上，例如：擴大本地糧食生產，既能保障國家糧食自給自足，又能增加小農的收入；擴大再生能源的應用，製造更多「綠領」工作崗位；重植被破壞的森林，保護並改善自然環境生態；為中低收入群體興建更多公共住房，將人民的首間房屋跟房地產商主導的市場脫鉤；提升公共交通系統；加強為樂齡人士、身心障礙者等提供的照顧服務。這些措施，雖然沒有在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體制，但至少可增加普羅人民收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運行，還能通過公共服務的提升而改善生活素質，而以在本地生活民眾為產品與服務銷售對象的中小企業也可從中獲益。
回顧過去百多年來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無論是全球性還是地域性的，在資本主義下所發生的經濟危機，並不是因為不足（社會的資源和財富並沒有比以前的時代更少），而是過剩（生產過剩及資本過度積累而帶來的財富過剩）：危機的發生是因為企業財團手上的資本已無法滾出更多利潤，資本積累的過程受到干擾。這次伴隨冠狀病毒大流行而出現的經濟衰退，也同樣是因為富豪財團手上過剩的資本不能在一輪封鎖、行動限制後的市道低靡中牟取更多利潤，而不願繼續投資而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停頓。當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際，仍運作的金融股票市場不僅對抗疫沒有任何貢獻，反而是加劇世界經濟危機的發生。
我國政府的經濟決策者，必須在這個全球經濟衰退的大勢中，認真思考國家社會經濟的新路向。我們不能再依靠外資、出口導向的工業生產及低工資去維持經濟增長。如果普羅人民的生活素質沒有提升或甚至反而下降，顯示在企業財團利潤或國民生產總值數字上的「經濟增長」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是時候思考如何讓經濟轉型，轉型成恢復社會經濟的原本目的：服務人民的需求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質，而不是服務於企業財團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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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劇撕裂還是強化互助？
在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之際，如同經濟危機那樣，有些疫情前就一直存在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也出現加劇的情況，如大國之間在地域政治上的博弈。美國與中國，這兩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爆發疫情前就已經陷入一場貿易戰中。美中之間的矛盾，是近年美國經濟影響力衰弱及中國在經濟上「崛起」成為其挑戰者的必然結果。兩國之間的博弈，從兩方政客的隔空唇槍齒劍，互相指控，再到網路上的宣傳戰和輿論戰，甚至是種種陰謀論滿天飛，而且還要在病毒命名上爭論不休，是美中爭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主導權過程的最卑劣體現。
美國的衰退及後冷戰時期單極世界秩序的終結，已經成定局，有人還說這是「新冷戰」。但是，盡管美國的影響力衰退，但是仍然無阻其作為世界霸凌的地位。就算是當自己國內的疫情日益嚴峻之際，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仍然沒有放鬆對不同政治路線國家的打壓。美國對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等國的經濟封鎖，讓這些國家無法獲得應有的藥物和醫療設備，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抗疫的努力。美國甚至還在疫情加劇的非常時期，在加勒比海出動軍艦威脅攻打委內瑞拉，名義上是打擊毒品走私，但是對作為毒品大國的盟友哥倫比亞繼續放行，擺明就是要欺壓其看不順眼的國家。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以色列，對居住了200萬巴勒斯坦人的加沙地帶進行多年的封鎖，讓當地形同全球最大的監獄，在冠狀病毒疫情蔓延時，更加劇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跟美國形成最鮮明對比的是，被美國禁運六十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馬來西亞40%的古巴，還能在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的時候，派出醫生支援其它國家抗疫，彰顯了國際團結互助的精神。
此外，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在世界多個國家地區蔓延的種族主義、排外等極右翼思潮，也在藉助疫情的惡化，繼續對「非我族類」的弱勢群體進行攻擊。可以預見的是，這股極右翼勢力會藉助疫情後的經濟危機深化而繼續通過排擠弱勢群體的手段去擴大其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壓縮民主空間。
雖然撕裂社會的種族主義和排外右翼勢力猖獗，但是疫情當下我們還是見證對抗這股反動勢力的可能。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民組織起來守望相助，不分族群、國際和背景地為受疫情影響的人群伸出援手。極右翼的擴張是資本主義危機的體現，但民間沖破族群藩籬的團結互助，是對抗極右翼狹隘思想禍害人間的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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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付資本主義大流行的災難？
病毒傳播是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而讓疫情惡化的資本主義則是真正的災難，一個繁衍社會不公且破壞生態的大流行災難。要有效戰勝大流行並預防下一次流行病的威脅，還有應付伴隨疫情而來的經濟危機，我們已經不能再以原來的社會經濟模式來處理，我們不可能再讓全球資本主義若無其事地「照常營業」，也不能將我們的命運交托在為統治階級與企業財團利益服務的政客及官僚。
經歷了這場嚴重疫情，面對嚴峻的全球危機，我們社會的「救生包」內應該準備這些改革主張：
＊投入更多資源以提升公共醫療領域，限制私人醫療領域的發展，實現「健康是基本人權」的真正目標，也為未來可能發生的流行病作好充足準備。
＊關閉所有避稅港，確保富豪財團老老實實繳稅，實現真正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
＊政府投入更多資金在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領域中，如糧食生產、再生能源、社會住房、環境保育、公共交通、教育、照顧服務等，既能促進社會生活素質，也能製造更多就業機會解決失業問題。
＊落實全民基本收入，尤其讓人民在工作因特殊情況而停頓時有維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
＊終止對古巴、委內瑞拉、伊朗、加沙等國家地區的製裁與封鎖。
＊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讓這些國家有更多資金提升各自的公共服務。
＊擴大民主空間，下放權力讓工會、公民社會、社區組織等直接參與在決策的政治過程中，以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在官僚及少數政治精英手上。
感染我們人類身體的流行病，可以通過服藥治療或註射疫苗預防，或在未找到有效藥物疫苗前通過社交距離、隔離等方法防疫；至於滋生社會不公的資本主義大流行，則需要超越資本積累經濟邏輯的「解藥」，並跟資本主義保持一個地球的距離。能夠配製超越資本主義解藥的，則是由下而上組織與動員起來的社會運動，沒有其它捷徑也沒有其它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