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acebook瞥見有點肥腫難分、年華老去的許冠傑唱歌的直播片段，沒有心情繼續看下去。難耐疫情和時局禁閉的朋友，聽著《鐵塔凌雲》等許的首本名曲，竟有一絲感動，慨嘆曲詞水平今非昔比，也緬懷一下那個一去不返的成長年代。
那個受人唾罵的林鄭說疫情下希望市民留家欣賞許冠傑演唱會的網上直播，做一下政治公關，然後她和成班高級官僚開會時集體觀看網上直播，狀甚沉醉。這些畫面其實相當諷刺，「豁出去」要為習近平賣命的林鄭，過去的日子不斷高喊「國家安全至上」，向歐美「舊殖民勢力」叫陣，無情鎮壓本地的反專制抗爭，甚至不惜利用疫情繼續打壓抗爭者和不同政見的商鋪，利用警權專門滋擾「黃店」、濫捕街上年青人，企圖把香港去年爆發的反「送中」抗爭完全壓平，謀求政治翻盤，但此刻卻懷念起自己的青春年華，為英國殖民統治效力的歲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所謂「黃金歲月」，正值中國的毛式「共產」實驗破產，鄧小平要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需要西方、香港的資本主義經驗和資金，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得以蓬勃發展，經濟起飛，加上港英的統治需要，本土意識代替六十年代仍盛行的國共、「左右派」中國人意識型態之爭，許冠傑等也是這個時代製造出來的歌壇巨星，這些本土意識和今天的極端抗拒大陸，抗拒中國人身份的本土意識有極大的分別，七、八十年代的港人多默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深信「莫問政治，只求搵錢」，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於我何幹，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香港人，努力賺錢生活就是了，就讓紅鬚錄眼的英國人好好看守這塊「福地」，頂多有甚麼天災大家踴躍捐獻，「同舟共濟」一番，即所謂「獅子山下精神」。
但所謂「福地」並非永恒，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已預示「莫問政治，只求搵錢」並不能長久，中國專制主義巨大的身影一定會幅射香港，香港人始終要面對政治，即使未到主權轉移。發生在英治時期的「八九六四」，香港人首次大規模受政治啟蒙，全情投入聲援中國民運，而運動最終以軍隊血洗北京告終，香港人悲憤、恐懼兼而有之。很多人意識「福地」大限將至，有選擇的「醒目」搞移民，安頓家屬，再回港為經濟打拼，沒選擇的也就繼續為生活奔波，有點激情的每年「六四」會到維園悼念一下，淨化自己的心靈，然後在鳥籠民主制度下，用選票寄託民主派爭取擴大鳥籠，七、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最終沒有「進化」成抗爭意識，更遑論現在很多年青人所講的本土身份認同。
回想起來，五、六、七十後那幾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確很「窩囊」，但香港原來就是一個逃避政治的難民社會，對殖民統治者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當然，殖民統治者可以一走了之，有錢有選擇的人可以遠走他方，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要留在這裡承擔後果。其實後果也不外乎八十年代中英鬧番，中國強行「收回」香港，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或是中英談出一個妥協方案，即是現在愈走愈窄的「一國兩制」，絕大部分香港人當然情願選擇後者，不管現在的本土派如何批評鞭撻，「一國兩制」是當時想得出比較合理的出路。再說回這批最高級官僚，年輕時加入港英政府，亦正值香港的「黃金歲月」和本土意識抬頭，然後馬上就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簽訂《聯合聲明》，香港以「一國兩制」形式移交中國，他們亦順利由殖民官僚過渡為特區官僚，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否曾經有過爭扎？
當年港英因為政治需要，亦汲取「六七暴動」的教訓，值香港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財政盈餘進行一些基本改革，如房屋、福利和廉政，對香港人的統治相對寬鬆，六十年代尖銳的社會矛盾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得以緩和，那時候當殖民地官員也許不需要太多爭扎，正如八十年代以後，警察的貪污、爛仔形象開始改變，警民關係得以改善(與今日黑警當道、警民關係惡劣相比，也是另一諷刺)，當殖民地官員也一樣可以說自己為市民服務，而不是為殖民者欺凌百姓。不過，和香港人一樣，這群官僚也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困惑，本來作為殖民地官僚，一旦香港主權要移交中國的命運柢定， 便要選擇效忠對象，但這群當年仍位居中層的官員，不用像他們上司一樣，在中英角力的後過渡期，為如何自處傷透腦筋，結果有人選擇不過渡而移民他去，如港英最後一任保安司黎慶寧，如警務處政治部一大批警察，有人選擇過渡而不獲中方信任，黯然求去，如特區請辭的最高級官員陳方安生。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獲中方信任，至少要被認為可用，是否服務港人，即是否被香港人受落是其次。
事情的演變不用說，特區的行政長官和高級官員一屆不如一屆，特區的管治比殖民地時代更不如， 到了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更只為中共的強硬路線效命，不惜動用警察與民為敵，林鄭對習近平的「愚忠」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因此，生長在六、七、八十年代的人，聽見林鄭要利用許冠傑的歌曲做政治公關，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而這群邊開會，邊聽許冠傑唱歌前殖民官僚，是否有一刻也緬懷七、八十年代，那個殖民統治者也能收買人心，社會相對和諧，當官的也不用擔心與民為敵的「黃金歲月」，還是完全被權力蒙閉？
差點忘了，特區的司局級官員不一定來自官僚系統，也有社會人士加入，特別還有個別前民主派議員／學者，例如智商過高的羅致光和向中方「投誠」已久的劉江華，他們是否也有一刻想起當年爭取民主自治的初衷，想到今日為邁向專制的政權賣命而感到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