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通利琴行手足籌款，為香港打氣，整件事情正向、正面、正能量，無論政治與民情都正確。可是在林奠加持下，乎合國情，將白事當紅事辦，本末倒置。本來通利琴行的手足，是最需要緊急失業援助基金渡過人生難關，可是哪班超級大飯桶，只是打咭當做嘢，真的只有自己香港自己救。
70年代大放異彩
許冠傑的成名，是典型的獅子山下故事，屋邨仔長大，努力入港大，多勵志的本土傳奇。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生活改善，對娛樂需求增加，卡式錄音機開始流行，大家不需要再到涼茶舖點歌，許冠傑的出現，正正是人力資源學的3R原則(Right person at Right place in Right time)。當然許冠傑入屋的歌詞，將小市民的心聲唱出，還記得小時候媽媽拖著我到街市買餸，肉枱叔叔咬著萬寶路香煙，一邊唱《半斤八兩》，一邊秤豬肉給媽媽，大排檔老板用滾水淥豬腸，然後大叫吹漲。滿腹經綸的通俗，令許冠傑在70-80年代初成為家傳戶曉的巨星。
70年代，香港足球開始職業化，香港足球出現前所未有的興旺。胡國雄離開南華，加盟精工，開創了傳奇的14年。香港在1978年才首次直播世界盃，而英國足球大賽，亦只有明珠台每星期一小時的節目，到後來麗的播德國足球大賽，也只是有限度接觸外國波。大家所有的足球視野，都落在本地波身上。在何鑑江前輩的努力促成下，香港電台於1978年舉辦第一次香港足球先生選舉，梁能仁擊敗胡國雄成為首屆香港足球先生，此後這選舉成為香港足球員每年努力的最高榮譽，如同《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香港波與許冠傑一樣，在70-80年代，缺乏其他競爭的情況下，成為了香港人主流娛樂。
80年代分水嶺
80年代，日本流行文化融入香港，日本改篇歌引入香港，許冠傑在樂壇的影響力下降，代之而起是梅艷芳、張國榮與寶麗金歌手（唔太想提邊個）的改篇歌，許冠傑個人音樂創作高峰，止於1986年的《心思思》，此後他只在1988年與張國榮合唱《沉默是金》獲獎。許冠傑的下滑，是受到外來音樂衝擊所影響，正如香港足球一樣，在80年代受到外援政策導致本地球員難以出頭。像我一輩的球迷，經常緬懷80年代的光輝，並時常批評郭家明擔任港隊教練年代，只有穩守突擊戰術。可是自馮志明、鍾楚維、施建熙淡出港隊後，尹志強就算傷患影響效力港燈，劉榮業、胡國雄年過30也重召入港隊，郭家明基本上是無兵可揀，「五一九」之役，已是香港足球的最後餘輝。許冠傑在1986年後開始退下來，恰巧精工亦是在1986年退出球壇，代表著本地足球黃金時代結束，多麼的巧合。
足球與樂壇情況類同
90年代後期開始，香港樂壇因回歸，兩岸三地市場，成了主要的競爭對手。當「大陸電器會爆炸」巨星說沒有香港電影，只有中國電影，正正是香港樂壇的縮影。大部份香港當紅歌星，面向中國市場，當張學友在香港開演唱會，有一半是唱國語歌，大部份歌曲是招呼來港消費的強國人，大家也會問，為何我們香港人要付1000元買他的演唱會門票，聽我們不認識的國語歌？
90年代收費電視引入直播歐洲四大聯賽，將外國波引入香港，令香港波雪上加霜。作為90年代的體育撰稿人，既是歐洲足球直播的得益者，也是令香港波沉淪的幫兇。當大部份體育版面向世界時，本地足球的關注度下降，本地球員就像樂壇新生代一樣，越來越少人認識。當我們懷緬許冠傑、懷緬胡國雄，到底有多久沒有買唱片，有多久沒有入場看香港波?當大家批評這代歌星不濟，又有否留意這代音樂人，唱、跳是基本入行門檻，關正傑式的站立巨星歌手，差不多肯定不可能在這代立足。當大家批評這代球員腳下功夫不好，又有沒有留意他們不像80年代球員，70分鐘就開始抽筋。當年許冠傑與胡國雄面向香港競爭，今天歌手與球員在互聯網時代下，面對全球競爭，消費者的錢越來越難賺是不爭的事實。羅傑承回歸南華的七年小陽春，可能是本地球壇最後的好日子。
近年懷舊熱潮興起，除了是集體回憶外，最重要是商人看準了Kidult的消費力，超合金魂玩具的出現，正是最佳的消費符號解釋，作為父親，你會選擇700元的宇宙飛龍，還是新幹線戰士？當今樂壇，有多少人可以像許冠傑一樣，擁有龐大的市場剩餘價值，坐爆十場紅館。可能寶麗金歌手還在揼「袋」，去年出席集會，令他由Winner變Loser，全球演唱會吸金夢碎。可是相比杜汶澤、黃秋生、阮民安、何韻詩、葉德嫻、黃耀明等藝人，發聲代價明顯少得多。Sam哥支持通利手足，寶麗金歌手發大財多年，沒有念舊情，現時就像限聚令一樣，消失於廣大場所之中，沒有協助同業抗疫。
殖民時代的中年人，經常懷緬過去的光輝，老是想著美好的光陰。的確，胡國雄曾經與四大球王比利、碧根鮑華、告魯夫與馬勒當拿同場較技，為我們一代提供了一生美好的回憶。可是陳偉豪也曾與當代四大球王：費高、施丹、朗拿度與美斯在香港對戰，還有傑斯、史高斯、碧咸、魯爾等巨星，雖然不同年代，但同樣是受人尊重的香港隊隊長。兩位隊長在香港波的生存環境是截然不同，胡國雄退役得到黃創山的照顧，陳偉豪在疫情下能否再在球圈搵食，只有望天打掛，唯一相同之處，是過去與現在，政府也是對足球輕視。
羅冠聰網誌的兩段文字，正好香港的寫照：
「在2020的香港，靠能力的向上流動變成親中親共的分贓犒賞遊戲，後生仔在街頭以血汗換取尊嚴的未來，所謂「團結向前」，也變成強權用來使市民噤聲的符號。
過去Sam Hui年代，在街頭抗爭與和平示威，不會被爆頭。羅冠聰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換來牢獄之災，2019年超過7000人被捕，有甚於六七暴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根本不可能實現過去所謂「團結向前」，我們過去很想與麥理浩、尤德、彭定康握手，今日見到林奠，打柒佢是最基本消費。
聽一首貼近時代的歌曲，比起一整個Sam Hui的音樂會，也許來得更呼應時代。沒有立場的「團結」，沒有對錯的「向前」，只談風月不問世事，那個想像的香港都已過去。沒有對「歌神」有任何不敬，只是，時代已經向前行了，一切只剩唏噓。」
有誰不想紙醉金迷？有誰不想風花雪月？有哪一個少年不想打機？有哪一個男孩不愛砌高達？那個想像的香港的確已過去，今天有多少人會付費聽歌？有多少人會入場睇本地波？
1989年，民主歌星獻中華音樂會，全港紅星齊唱《勇敢的中國人》。
2019年，全港遍地開花，萬民頌唱《願榮光歸香港》。
30年前大台前眾聲高唱《勇敢的中國人》，今天只有黃耀明、葉德嫻、梅艷芳傳人何韻詩、太極的雷有曜站出來唱《願榮光歸香港》。
多謝Sam Hui在鬱悶的疫情下，以音樂慰藉一代香港人。
多謝一班手足過去一年以血汗喚醒香港人，在港共政府不作為下，全民自救，令疫情死亡數字減到最低。
正如陳偉豪所說：「香港從來都是打逆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