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有位朋友發來短信，說法國里昂大學的蘇哲安教授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已如同屈穎妍、何君堯，並附上了一張他批評黃之鋒觀點的面書貼文截圖。這位朋友——想必是出於好意——勸我公開聲明與蘇教授劃清界線，以免被輿論牽連。
我看了一下這篇據說堪比屈穎妍和何君堯的評論，卻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可比性。評論的觀點並不常見於香港公共領域，尤其是在當下「萬眾一聲」的處境下，對運動代表性人物的批評意見更是罕見（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這樣的聲音不容易被社會主流意見所接納很正常，可是要說等同屈穎妍、何君堯，並因此必須公開劃清界線才得自保，恐怕揭示出的不是關於蘇教授本人的什麼真相，而是社會當下值得警惕的輿論動向。無獨有偶，聽說近期我也被蘋果某專欄作家稱為學界屈穎妍，看來這是一種流行的修辭風潮，用來取代嚴謹的思考和類比。當屈穎妍和何君堯成為一種修辭，用來將不同意見直接打入敵對立場，這樣的奇景不免令人聯想到那個用「中國赫魯曉夫」來形容劉少奇以便把他打倒的時代。
只要意見不同就可以輕易把他人視為要消滅的敵人，無限上綱地脫離基本事實，往一套既有的意識形態敘事中強行代入和定罪，強大的外在壓力迫使個人紛紛孤立異己為求自保，文革的群體暴力便是如此。明明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而參與了運動，卻發現運動內部成就了這種暴力，對我來說這是何其諷刺的事情，不免令我回想自己是否也曾做過什麼助長了這種形勢的發展。我想是有的，未經檢視的話語卻說出了口，應該發聲的時候卻保持了沉默，哪怕只是一個被人遺忘的瞬間，這也是我必須正視的責任。而我承擔這個責任的方式，便是堅持表達自己的異見，以及拒絕作出孤立異見者的表態。
每一個平凡人對歷史負有的責任或許是微小的，但每一個學科（以及組成學科的學者們）對歷史負有的責任則是不可忽略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羅新教授在他的新書《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中用納粹德國的例子來說明歷史學家如何「參與了歷史的內在發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瀾的事」。極端民族主義和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絕不是希特勒靈光一現的想法，而是一個歷史性的醞釀與沉積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德國歷史學家長達兩個世紀的民族主義歷史觀成為了日後納粹信條的養分來源。
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和無處不在的輿論監察確實使得很多人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愛國小粉紅們不止一次來圍攻過我的面書，去年我也曾因一段視頻被人掛在了微博公審。其實相比之下我並不是承受這種攻擊最嚴重的人，有很多因政見被小粉紅戰團人肉起底的「港漂」承受的壓力比我大得多。面對這些人，我並不覺得他們是怪物，他們是被長年累月地教育和塑造成了這樣的民族主義狂熱分子。他們堅信自己心目中的「現實」才是現實，而你所看見的現實和他們的不一樣，那就必然是你有問題——如果不是你被人矇騙那就是你心懷不軌——無論你有怎樣的理據和學科背景。為何他們會有如此不疑有他的「自信」？難道是習近平上台才有的嗎？難道是疫情發生才有的嗎？難道不是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發展出的那些社會理論、歷史觀念和常識規範所共同孕育的嗎？
有人說期待我談一談中國社會當前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彷彿這是一個和香港社會無關的獨特議題，甚至可能在提問者的心目中可以用來凸顯中港社會之差異。然而很遺憾，作為一個「裡外不是人」的存在，我在兩邊觀察、感受到的民族主義狂熱並沒有很大不同，硬要說不同可能只是公權力參與程度的差別。和中國社會一樣，香港社會當下高漲的民族主義和仇恨情緒恐怕也不是一天兩天橫空出世的產物，也是一個慢慢累積醞釀的過程，而不同學科的學說、知識和話語也參與了這個製造的過程。有一群人堅信他們才是掌握了真理和真相的人，任何不同的聲音都可能來自共匪共諜，都是對至高無上共同體的玷污和威脅。是誰令他們相信新移民等同於殖民者？誰令其相信新自由主義信條是天經地義不可質疑的真理？誰令其相信每個人只能按一種語言來劃定身份，並且不同群體之間有清晰不可隨意跨越的邊界？誰令其相信「父權」有清晰的邊界和關鍵的闡述，所有在此框架之外對父權的抨擊都是胡扯？誰令其相信這場運動代表自由世界和極權勢力的終極對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次要？社會學，以及所有社會人文學科，對於當下的歷史是有責任要承擔的。這個責任，之於我們的學科，也是無法用「香港人」作為抽象共同體所承受的「傷痛」或者用抽象的「群眾」名義來推卸的。
社會學時常給人一種帶有反叛色彩的形象。我還記得在中大的日子裡，每年開放日都會有幾個學生或家長問社會學是不是就是搞社會運動的。如果你對性別議題比較有興趣，這種反叛形象就更強。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是因為學科本身的訓練很注重對主流說法、主流觀點的質疑和深究。我們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關於社會和社會關係的論斷，這些說法絕大部分都是經不起推敲的。人們習以為常的常識和判斷，往往也是靠不住的，錯漏百出的，連社會學家自己也不能免俗。更不要說作為一個性別化的存在，哪怕是最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身上某個角落也難免會帶著父權的殘留，一個性別學者的言行可以帶有未經檢視的父權色彩，這種事情也並不罕有。如果說，社會學作為一種反叛，在於其對主流社會觀點的反抗和異議，那麼性別研究作為一種反叛，在此基礎之上更包括了對「自身」作為主流觀念產物和再生產者的一種反叛。其實不管是什麼學科，扮演的都不應只是「傳承舊有知識和文化」的角色，而應是去質疑和反抗那些主流論述對社會的統攝。無論在什麼社會環境下，所有學者、知識分子，本應都是這個意義上的反叛者。
作為反叛者，往往更多談論的是「有所為」，彷彿反叛只意味著肉眼可見的行動，甚至有時墮入了一種名叫「參與」的拜物教。然而，常常被遺忘的「有所不為」可能才是避免反叛者演變成民粹狂熱分子的關鍵。知道「什麼不可以做」，才能知道「什麼可以做」，而不是一味強調「多少要做些什麼才行」或是「如何令其他人覺得我有用」。羅新教授說對於一個反叛者來說，「有所不為是一條原則」，對此我非常認同。感謝文首那位朋友的好意，然而任何會助長仇恨歧視以及打壓異己的行為，在我看來都是一名反叛者有所不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