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編輯所擬
由於仍需到社會福利署處理感化報告，我的觀點為免影響判刑，很多感受都不能直接講。我只能夠謹慎分享幾點，當中部分內容來自陳情信：
是次審訊我一直行使法律賦予我的緘默權，因為我真誠認為，自己沒有任何襲擊警察的意圖。審訊完結，判我有罪，已沒有任何補充，現在要先完成判刑程序。
正如署理主任裁判官高偉雄處理早前沙田一宗襲警案所言，襲警罪缺乏判刑指引，作為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立法者，明白襲警罪相當維護警方權力，它可以是罰款、可以是社會服務令、也可以是監禁。
服務公職前，我視擔任大專講師為畢生志業，擔任議員之先，首先是教師。對我來說，唯一憂慮是，就算未來去讀書，餘生還有否機會繼續於大專學界擔任教育工作。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已因參與雨傘運動罪成被浸會大學停職，大專界仍有否空間容納異見者，抱有很大懷疑。甚至憂慮，所以，毀我清白，才是最長遠、最難以預計的未來。
或許，政府不明白檢控對幾多人的人生有多大影響。好像過去大半年，有青年被指藏有投射器及金屬彈珠的包裹，無辜還押72日撤控；大埔有中六生被警員打至腦出血、右手寫字困難，創傷令他不能報考公開試，沒有人問責。上庭時骨折，不問傷勢，只問為甚麼要知。
所以，我在陳情信提及，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言，法院考慮維護警權的條文之餘，不免要考慮到社會觀念。 他不同意哈特（H.L.A. Hart）說，法律是規則，中立無私，不必然與社會規範和道德有關。最重要的是，判出的案例，希望給香港開出怎樣的未來。
前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早年於獨裁的津巴布韋擔任記者，因為代表兩名空軍人員打官司，飽受政治打壓，甚至被控藐視法庭而罰款。 我設想，他應徵香港檢察官時，多少有想過津巴布韋的檢控對他前途的影響，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夏正民的待遇，獲諒解津巴布韋的政治環境，離境另覓生路。
一宗控罪影響人一生，很多人都無權選擇離開，也無法保證，香港今後還是否一個容許不同政見者安身立命的社會。
襲警案今後只會一宗一宗的判，決定著法院怎理解公權力的使用。只能說，我作為七千份之一，與大家共同承擔苦難，也希望各位撐住，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