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取自Seikatsu Club網頁
早在疫情爆發前，去年12月初，東中野一間獨立電影院為病後康復中的小池征人導演打氣，舉辦了小池導演紀錄片的上映會。當時上映的其中一齣紀錄片為1984年的《水俁的甘夏》（日：水俁の甘夏）。水俁既指熊本水俁市，亦指水俁病。水俁病為水銀中毒的公害病，沒有根治的方法。由1956年5月1日「正式發現」，到日本政府「正式認定」公害病的1968年9月26日，中間足足過了12年，而有大量至今還未獲得「正式認定」的患者，各種訴訟亦仍未完結。可是，今天的文章不談訴訟，想說共同生活、共同面對失敗的故事。
由於水俁灣的海水受到污染，無法出海捕魚的漁民只好找別的出路，其中一部分人改為種植甘夏。成為甘夏農夫後，除了繁重的農務和被疾病侵蝕的身體，還面對一個難題：作為工廠非法處理污水的受害者，讓消費者吃下使用大量農藥的甘夏，不就是成了加害者嗎？1976年，在支援團體「水俁病中心相思社（日：水俁病センター相思社；下稱相思社）」的協助下，49戶農夫成立了「水俁病患者家庭果樹同志会（下稱同志會）」，希望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
共同減少農藥的嘗試並非一帆風順。《水俁的甘夏》記錄了1983年夏天的一場風波。6戶農夫違反了同志會的協定，使用了除草劑。
當時的同志會開了很多場會議，但仍得不到共識：到底要不要把違反協定的農夫除名？就這樣3個多月過去了，使用除草劑的農夫們現身會議，主動提出希望可以使用同志會的箱子出貸，但會在上面貼上「失敗的會」貼紙，並且擔當「失敗」甘夏的銷售責任。
映後座談會上，拍攝MINAMATA NOW!（MINAMATA為水俁的羅馬拼音）」的原一男導演談到，《水俁的甘夏》剛好捕捉了當中為數不多的較圓滿的段落（故事的呈現方式和同志會及相思社共同參與製作不無關係），而水俁病至今仍未結束。
社會如何才沒有公害
實際上，同志會在1989年再因農藥等問題而解散，相思社負責相關業務的成員也辭去職務。辭職的成員和部分農家在1990年重新建立生產者團體「生產者Group Kibaru」（日：生產者グループきばる；下稱Kibaru），而Kibaru至今仍未達到無農藥的目標。
水俁病仍未完結，說的不只是訴訟，也不只是患者的家屬和後代的生活，而是一個仍未有答案的問題：怎樣的社會才不會再有公害？（或曰，「沒有公害」是什麼意思？）
上述提問有很多種解答的進路。有的要求建立問責的體制、爭取不傾斜企業利益的政府。也有的像同志會般，思考「協同」與「共生」的意義，反省「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係──保存自我與對他人的責任之張力，該如何消解？這不是個人修養課題，而是社會組織的大哉問。
其中一個販賣Kibaru甘夏的平台為合作社Seikatsu Club（日：生活クラブ；合作社一詞在日本為「生活協同組合」）。Seikatsu Club的生產者分享會上，其中一位農夫仔細說明用藥的份量和原則。他解釋，因為不會殺死蜜蜂，甘夏的外皮會有被蜜蜂針過的痕跡。但他同時提到他們也注重甘夏的外觀，希望大家是因為他們生產好的甘夏而去購買。就此，有消費者說自己不介意外皮有黑點，反而希望農夫不要因防治黑點病而使用農藥。生產者希望為消費者負起責任，為此，單單臆測和滿足消費者並不足夠，而是需要更多的主動交流和互相理解。
Seikatsu Club的歷史可追溯到六十年代，當時活躍社運的行動者在思考，學生運動和議會路線之外，如何讓民主主義扎根不同社群。
長時間留在社區的多為主婦和小孩，為此，他們在東京都世田谷區以共同購買牛奶開始，嘗試組織社區的成員。
Seikatsu Club慢慢擴張共購的物品種類，並發展為有自己的產品，例如環境友善的家居清潔用品。除了食物安全和保護環境，也參與反核運動、反戰運動。在此無意浪費化Kibaru或Seikatsu Club的活動，但無論是疫情或災難，除了人人自危，也有對他人負責的路可以開拓。
回到香港，近日因疫情而重燃糧食自足、支援本地農夫的討論，除了果腹或地緣政治，或者也可以藉此改變依存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照顧形式？而我們亦可以探討，在改變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的照顧形式後，行動者「搞區」的模式又會如何改變？
作者旅居東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在讀。
本文刊於2020年4月2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