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經濟備受打擊。飲食業和旅遊業不用說，其餘大部分行業亦叫苦連天，失業巨浪已是無可避免。
正如在任何經濟動盪中，中、低收入階層必然首當其衝。他們生計受挫之餘，還得花費僅餘的積蓄購買口罩和清潔劑等防疫用品，苦況可想而知。
現在幾乎每個行業都呼籲政府提供緩助，但究竟那個行業應該優先（例如的士司機的優先次序如何）？資助水平又要多高才切實有效？而政府又可以承受怎樣程度的財政赤字？社會上的意見莫衷一是。
美國聯儲局將銀行利率減至接近零，更推出了總數達七千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水平等於201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的第一輪「量化寬鬆」），但股票市場不升反跌，反映投資者對未來的經濟毫無信心…。
十二年前的「金融海嘯」之後，不少人呼籲要「還原基本步」（back to the basics），不要再被「槓干再槓干即可創造無限財富」的金融神話所欺騙，並要珍惜「社會財富」多於「金融財富」。但不旋踵，由美國帶頭的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令預期中的經濟大蕭條沒有出現。於是，人們很快便回到舊有的思想巢臼，並快樂地過著「一切如舊」（business-as-usual）的日子。
我們就像一下子被火警鐘驚醒的沉睡者，聽說火勢已被大致控制便繼續返回夢鄉之中。
今次我們再次被驚醒。但筆者擔心，在疫情過後，我們又會再次快樂地返回夢鄉。果真如此，人類文明在廿一世紀大幅崩壞將在所難免。
崩壞的一大原因是全球暖化所導致的環境生態災難。筆者在上一篇文章《只是一趟預演》之中已經指出，如果我們無法改弦更張力挽狂瀾，亦即盡快取締所有化石燃料並大幅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那麼我們現時見到的疫情衝擊，比起將會出現的衝擊（糧食減產、海平面上升、氣候難民、氣候戰爭…）將是小巫見大巫。筆者是否危言聳聽？懇請大家把那篇文章再看一遍之後自行判斷。
今天，除了「極速去碳」的呼籲外，筆者復想指出，回顧本文開首有關對各行業及中、低收入階層作出經濟緩助的迫切需要，這洽洽是一個極其適切的機會，讓我們認真地去思考一個重大的議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這其實並非一個新鮮的意念，它被提出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類似的觀念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但在主流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它確實仍然屬於一種「荒野中的呼喚」。在未解釋建議的具體內容之前，先讓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來了解它的理論基礎。
首先我請大家想想，自工業革命的百多二百年以來，人類的物質財富增加了多少倍？而科技生產力又提升了多少倍？即使我們把人口增長計算在內，那麼「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多少？而「人均的農業／工業生產力」又增加了多少？由此看來，就算我們把通貨膨脹的影響計算在內，即使是社會上最底層的人，今天也應該是個不愁吃不愁穿的小富翁了，對嗎？
但現實是怎樣呢？就算在富裕的先進國家，大部分人仍要胝手胼足才可獲取生計，往往還要仰人鼻息終日受上司的氣、不知何時會突然被裁員而徬徨焦慮、甚至要借債度日受債務困擾…。在香港，不少低下階層還要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不少人要多份兼職才能維持生活、一些長者更要靠拾紙皮維生…。在空前富裕和繁榮的廿一世紀，「窮忙族」和「過勞死」竟然還是不少人的真實寫照。
要深入分析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顯然超越了本文的範圍，筆者幾年前曾經嘗試作出有關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拙作《資本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一書。筆者想在此提出的是，過去一百年左右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安全網」，但在消滅貧窮和令所有人都能夠有尊嚴地過活的目標而言，顯然並不足夠。香港政府設立「扶貧委員會」多年，但貧窮人口不跌反升更是莫大的諷刺。
總括而言，在人類的物質文明空前富裕的今天，我們的社會竟然無法讓每一個人都過著溫飽、安穩和有尊嚴的生活，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而這，正是「全民基本收入」背後的基本立論。
這個建議其實很簡單，就是每個成年人無論有沒有工作，都會每月獲得一份「基本收入」（又稱「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而收入的水平應該足夠他（她）的最基本生活。政策的細節當然有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但以上是最主要的原則。留意這項收入雖然會取代傳統的各種「直接轉移支助」（如香港的「綜緩」），卻不會影響其他的社會福利如公共教育和醫療等。
過去十多年來，學術界對這個建議已經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國家更超越理論的層面，在特定的區域進行了實驗性的先導計劃。雖然這些計劃由於具有時效（一般為期半年至兩年不等），所以無法充份反映出政策的長遠效果，但實驗結果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2016年6月 28日，瑞士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公投，議題正是國家應否推行「全民基本收入」。雖然結果是77% 反對 23% 讚成，但這個議題能夠進入公投階段已是十分難得，而23% 的讚成也並不算少。2017年的一項歐盟成員國的民意調查則顯示，基本上支持這個政策的人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百分比分別是：50.8%、48.8% 和45.7%。不錯，假如真正進行公投，結果可能是另一回事，但起碼顯示不少人對這個建議的態度是正面的。
對於這個建議，人們立即會想到的非難是，「收入」的水平太低則作用不大，太高則會「養懶人」，還會導致通貨膨脹百物騰貴，結果於事無補甚至弄巧反拙。而更重要的是：錢從何來？
頭兩項關於「養懶人」和「通脹」的非難，不少學者已經提出有效的回答，筆者不會在此細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由Andy Stern所寫的 Raising the Floor（2016），以及由Guy Standing 所寫的Basic Income – A Guide for the Open-Minded (2017)。
就最後一點「錢從何來？」，無論是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所提出的針對熱錢跨境流動的「托賓稅」，還是「股神」畢非特所提出的「羅賓漢稅」（富人稅和金融交易稅），都可以成為「基本收入」的來源。但筆者最想指出的，是文首提到的七億美元「量化寬鬆」。
請大家想想，這七千億元是怎樣像變戲法般的變出來的？同樣地，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金融海嘯」後立即「投入」四萬億人民幣「救市」，那四萬億元又是從哪兒「找出來」的？
深諳政治經濟學的人當然知道，金錢其實就是債務，鈔票就是欠據；而所謂「量化寬鬆」就是印鈔，也就是發債。那麼，我們既然可以透過印鈔來救市，為什麼不可以透過印鈔來支付「全民基本收入」呢？
至今我們應該醒覺，金錢是被憑空創造的一種事物。無論是「減息」、「降準」（降低銀行的部分儲備金比例）還是「量寬」（發行債券以創造銀行貸款），都是憑空創造貨幣的不同途徑。但這些被創造的貨幣不是人人可以受惠，而是愈「信譽良好」（creditworthy）的人（即愈富有的人）愈可以受惠，愈是沒有「良好信譽」（即愈需要幫助的窮人）則愈是無法受惠。無怪乎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慨嘆：「幸好我們的人民不知道銀行和貨幣制度的真實運作，否則不到明天早上便會爆發革命。」
我們今天不想引發革命，因為二十世紀的眾多革命為我們帶來的苦頭已經夠多了。但如果我們能夠成功推行「基本收入」，確會為人類社會帶來革命性的後果。
武漢肺炎一役令我們「還原基本」地看清楚，原來對人類最重要的，到頭來就是乾淨的空氣、乾淨的食水、足夠的糧食…以及在疫情肆虐時有足夠的口罩。北美原住民中的克里族（Cree）有一句名言：「只有當最後一棵樹被砍掉、最後一尾魚被捕捉和最後一條河被毒化之後，我們才會發現，金錢是不能用來充饑的。」這固然是一種深刻的智慧，但弔詭的是，在今天的貨幣經濟裡，直接的現金發放仍然是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
至此我們對文首的一連串問題終於有了答案。要想幫助被疫情打擊的人，也想挽救全球經濟於既倒（以及人工智能應用所會帶來的大規模失業），最好的方法莫不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而不是逐次逐次勞民傷財—指涉及的龐大行政費用—的「派糖」）。筆者當然深知這在短期內無法實現，但如果這次瘟疫能夠引發我們認真地思考這個文明發展的新方向（以及促使我們改弦更張以對抗全球暖化危機），那麼這個令人聞之色變的 COVID-19病毒，也可說帶來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