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關心政治，活在今天香港，很難不提心吊膽。除了無緣無故會聽到人叫救命，綁架的無頭公案一個接一個在網上流傳，還有頻頻發生爆竊、劏死牛和便利店劫案，出夜街比以前冒更大風險，說不定很快見到旗兵持械行劫。
投訴警方辦事不力，林鄭就叫你包容，甚至會歸咎社會抗爭，搞到警察疲於奔命，疏於保護市民。警方處理手法，從政治上來看，說明一個事實：三萬警力以保衞政權江山為先，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為次。但從管理學角度來看，警隊擁有龐大隊伍，一向資源充沛，配備精良，只要策劃和調配人手得宜，沒理由做不到有效的分工，搞到重要關頭只保官府利益，棄市民於不顧。這些市民當中，有很多是政府的支持者、在選舉中投票給建制派的啊！
事實上，很多示威行動並無衝擊性，警方依然如臨大敵，從各方調派大量人手到來列陣、威嚇，往往不必要地觸發衝突，做成自證預言。這種震懾異己的手法，對警力需索極大，照理不能經常使用。碰上史無前例的流水抗爭，無法收科，警方逞強逞到欲罷不能，一旦軟化，就會被指失威和縱容暴力，結果是政府和警隊內的好戰分子一直主導著形勢發展，同時又被這形勢推向更極端的境地。
於是，戰線越拖越長，防暴防到對武力上癮，治安系統顧此失彼，無法維持正常執勤，盡警員的基本職責。換句話說，就算你政治中立，不反對政府止暴制亂，但同樣有理由批評警方，原因是其領導層因循守舊而無現代化think outside the box的管理思維，只知衝鋒陷陣，縱容下屬，對警力資源的運用缺乏針對新時勢的想像力，洗錢卻像倒水一樣，並沉溺在「殺敵一個片甲不留」的打war game快感中。
警隊高層並不認為有問題，反而趁社會動盪，趁政府倚重警力的時機奪取香港真正的話事權，推動警獨。中共樂見其成，一面以公務員系統為代表，向外推銷一國兩制運作良好，撈取國際金融中心的好處，一面偷龍轉鳯，以警隊作為特區的權力中心，逐步剿平反政府勢力，建設所謂和諧社會。是故警隊伸大手板向政府拿錢，要幾多就有幾多，而對不滿政府的市民，就採用寧枉毋縱的凌厲手段，要把搞亂香港的人全部拉去坐監。
不過，鄧炳強的算盤是否打得響，實在有很大疑問。即使在中國，人民被大阿哥全天候監控，但異議聲音依然令領導人有所畏懼。武漢感恩教育匆匆下架，正是新鮮熱辣的例子。放諸香港，與國際社會的連繫和互動緊密，反送中抗爭更令全球重新關注香港，寄託著自由開放社會對極權國家的反抗情緒，《2019年人權報告》便是這情境下的產物。作為特區話事人，行事須考慮此等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現在鄧炳強所為，卻越走越極端，有被捕人士可以因身體嚴重受創而無法上庭，這種手段是用來對付以往那些黑社會分子的，用於一班讀書隨時比你多、抱負比你大的年輕人身上，只會造成反效果。滿以為阻嚇他人，其實是製造更多有烈士精神的反抗者。或許鄧炳強無有怕，天跌落嚟當被冚，自信只要警隊編制再擴大，戰鬥力再增強便甚麼問題都可武力解決。這種學自成龍的武夫思維，正反映警隊高層的第二種無能。
這種認知上的無能，迷信武力，而並不知道警隊作為政府其中一個部門的定位、角色和任務。妄自尊大，恃勢凌人，若時勢許可，或許問題不大，但現在黑天鵝空群而出，特大瘟疫、油價戰、中美貿易戰、全球經濟面臨停擺、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隨時崩潰，管治者仍只知硬來，用蠻力打壓異己，很可能便要面對社會全面失控的強力反彈。要明白，過去一年，抗爭如此激烈而持久，是在一個經濟不算差的環境下發生。若經濟插谷底，民間那股憤怒全面爆發出來，不知鄧炳強打算問政府拎多幾多億去買槍炮來對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