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才發覺，今天是3.11補選後兩年了。
大概也是適當的時間公布未來的去向——如無意外，我會於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修讀博士課程，立法會選舉前，仍然留在香港幫手。幾多學者屢屢規勸叫人不要讀，我通常的反應是你理得我死，他們每個都心知肚明，在本地大學生存，沒有博士學位入場券，更沒有人把你當作一回事。讀書的設想，十年前當選區議員前有，我是懷著掙扎的心情說自己去向，離任後不時有朋友鼓勵我繼續參選，當做過立法會議員，更莫論身處政治運動風雲變色的世代，我承認絕對可以繼續參選，也是實踐抱負的崗位，甚至可以串嘴點說，要選就主打「港島贏四席」，攤分支持，整個陣營贏，但當選之後呢？學術、政治都是我的志業，未走完學術的木人巷，未有充足的理念做政治，始終心存保留。
議會生涯讓我看到的不是能做到幾多，而是不足有幾多。例如立法，立法會大部分人都不會做，開始埋手才發覺立法學的重要。以前，姚松炎有時在朱凱廸處教授房地產經濟，拆解工務工程，更使我確信知識是開拓政治的武器，經濟學是我長久想學好但缺乏的知識拼圖，我特別感謝他特地有天講了一課拉格朗日乘數，但沒有靜下來、謙卑、有系統的潛修，是不可能學好整套思維，也就不能「用數折服班官」（周庭，2018）。已經行走江湖十年，再不過木人巷，會越來越沒條件過，未來幾年，本地缺乏公共政策訓練，身處外地未能時時與各位同在，不能說好過，正因想貢獻更多，才更需要離開，離開方可更好回來。
撇除我這輩讀畢博士朋友的慘澹遭遇，數年後香港大專院校能否容得下政治履歷鮮明的人如我，未敢說有很大信心；重回政壇則更難料，可能屆時香港島的市民已經忘記了我，不過，政治的貢獻不是有沒有忘記定義，一個做到事的人，幾時都可以回來參選。民主化成功之前，制度建設是民主陣營處理派閥競爭的重要一環，這也是為甚麼我與戴耀廷教授、民主動力等同人，一同推動這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協調機制，我認為這是我暫別香港前最合適的貢獻。
立法會過半的重要性
對協調有保留的人會問，民主陣營本身主張已有根本分歧，勉強協調不過是把支持「收編」：楊岳橋怎可代表本土派的價值觀，鄭松泰也不可能為主流泛民支持者接受。這種派系政治，進入議會隨時一盤散沙，如果全部人不預先表明否決所有議案，製造政治危機，立法會過半是沒有意義。
我的回應是：的確難以要求各派承諾甚麼，現實也很難要求，只能盼望日後當選者有政治智慧，像反對逃犯條例一樣，有覺悟，不計前嫌，盡力做到最好。我們沒有理由議席也未拿到便否定攻陷議會的意義，立法會職能不論多侷限，過半與否，有兩點起碼說服我爭取立法會更多議席是有意義的：
- 功能組別壟斷立法會的格局，是回歸以來中共、港共一再僭越多數人意願的手段，施行暴政、掏空庫房。不論是超支工程、還是賣港法案，都以立法會過半數之名獲通過。因為港人包圍立法會，才令政府撤回逃犯條例，我膽敢設想，幾主張以武制暴的朋友，都會認同大半年來幾多人付出，犧牲應該可免則免。軍政府可見將來，只會加強黑警鎮壓的能力，斷難擔保惡法再來，人民足以可以抵住惡法。推動立法會過半，是謀求改變吃人的格局，離過半多一步，多一分可能抵擋暴政的打壓。
- 光復社區不是贏了389席區議會議席便完結。我們都嘗過建制派赤化社區，高舉資源、矮化公民參與的社區政治，要令社區免於赤化，除了要區議員用心耕耘社區，立法會議員的支援同樣不可或缺。地區多一席相讓建制派，等於給建制派多一名議員和資源反攻，地區執政的路，仍有賴你我實踐。
沒有人保證幾時中國會變，但手握議會位置，是實實在在的壓力。民主化多年研究也沒有保證反對派取得過半議席會帶來民主化，但「自由化的選舉結果」（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會令政權不得不承認既有的制度不能再為他們帶來政權穩定，他們要不就撕破臉推倒政治制度，要不便要面對民主改革。(註1) 社會運動固然是主軸，但既有政治格局說明，守株待兔不會重啟政改，毀掉功能組別的格局、突破比例代表制的內耗，是選舉線應做可做的嘗試。
所以，誰當選比較好，不是我主要關心的地方，留待市民決定是較合適的安排。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恰當的協調制度，起碼可以善用選票，讓議席儘可能落入民主陣營手中，正如區議會，內耗、人事關係、甚至連橫額未掛，我看在眼裡不能說沒有感覺，只盼望大家記得勝利是眾多犧牲所帶來。同樣道理，假如今屆立法會要再下一城，要緊記人的渺少，連商討恰當布陣出戰也做不到，我覺得更大責任。
意見紛雜，一定很難凝聚共識，存小異，求大同，方向一致，總可透過努力化解分歧。至於怎樣做，留待下篇補充。
註1：威權選舉的民主改革很多人都寫文章說過，那麼多年，我覺得綜合得比較好的是 Gandhi, Jennifer, and Ellen Lust-Okar.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2009): 40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