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1日武漢封城後28日，澳門、珠海、深圳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下簡稱新冠病）病例報告連日歸零，筆者在這時點為深圳、珠海、香港、澳門第一波疫情作一小結，著重探討四城疫情的差異，以加深對疾病傳播動力和規律的理解，及對防控前景的預見。
疫情指標
將2020年1月1日至2月21日視為四城新冠病疫情的第一波。如表1所示，期間四城共錄得593個確診病例；按常住人口數計算的發病率為2.6/10萬居民；病死5人；病死率為0.8%。
女性52%略多於男性48%（僅香港相反為45%和55%）。各年齡組均有病例；年齡中位數為49歲，範圍為0-91歲（珠海45.5(0-80)歲，深圳47.5(1-86)歲，澳門54.5(15-67)歲，香港58(22-91)歲）；與中國人口結構粗略比較，50-69歲組明顯高發，20歲以下組別明顯低發；30-39歲病例多見，但與人口結構相近（圖1）。
如表2所示，當地居民病例佔59%（香港最高90%，珠海和澳門最低30%）；湖北居民病例佔37%（澳門最高70%，香港最低10%）。
疾病特徵
有湖北旅行史或病例接觸史的病例，其最早接觸的極小值（提示最短潛伏期）和最後接觸的極大值（提示最長潛伏期）為，深圳0-20日，珠海1-14日，香港1-13日，澳門病例少沒有足夠資料。
散發／單獨病例佔37%；聚集／群組病例佔63%；群組規模為2-13人（表3和圖2）。圖3是四城第一波疫情中最大的群組（香港），傳染來源不明，因火鍋飯聚而傳染四個家庭，再在工作間傳播，共二至三代，13病例。
湖北病例（Ａ）
湖北病例（Ａ）是指由湖北輸入四城的病例，包括湖北居民（A1）和曾到湖北的他省居民（A2）。湖北病例促發並構成四城第一波疫情的主體（圖4及表4），佔69%（珠海最高81%，香港最低16%）。
上述湖北病例的主體是在1月10日至30日期間離開湖北（圖5及圖6），絕大多數是在離開當日抵達深珠港澳。港澳在1月27日開始拒絕湖北居民和曾到湖北人士入境，但其實23日之後已沒有湖北病例進入港澳；最後進入珠海是25日；27日之後進入深圳的有8例，全是深圳居民A2，僅佔輸入深圳的308個湖北病例的2.6%；提示該措施實施太遲，效用不大。
本地病例（B,C）
本地病例是指在本地感染的病例，分為有湖北聯繫，即發病前曾與來自湖北的病例或人員接觸（C），和沒有湖北聯繫（B）兩類。四城第一波疫情就是由輸入湖北病例開始然後逐漸轉變為本地病例的過程。表5列出四城輸入和本地疫情的關鍵日程。四城疫情由深圳領先，符合深圳與湖北之間的交通和人員流動強度明顯高於珠港澳的實況。已發病的湖北病人（A）最早於1月4日在四城出現；1月8日，首個有湖北關聯的本地病例（C）出現，A-C間隔與新冠病的一個常見潛伏期吻合；1月16日，首個無明確關聯的本地病例（B）出現，A-B間隔與二至三個常見潛伏期吻合。
珠海一問：無症狀檢出者何多？
以下特別就四城明顯相異的一些情況提出討論。
深圳的疫情特點在早前另文中已經詳述，且深圳病例最多（佔四城合計的70%），從防控的角度看比較規範，多數情況下可作為比較的參照。
珠海疫情與深圳比較，大體類同亦有一些差異：病例數較少（98比416），發病率較高（5.2/10萬居民比3.2/10萬居民）；湖北居民較多（60%比35%），當地居民較少（30%比62%）；群組病例較多（88%比56%），單獨病例較少（12%比44%）；疫情出現較後（輸入湖北病例期間1.13-1.25比1.04-2.14，最早本地病例發病日期1.22比1.08）。
珠海有一點比較突出，98個確診病例中有24人（24%）是無症狀檢出者，相比深圳只有7人（2%），香港和澳門0人。深珠其後都沒有按國家衛健委的更新指引，將無症狀檢出者從確診病例中移出另行統計，因此，推定這些病例在檢出後或多或少也有症狀。四城均非常著重追蹤、隔離、檢測密切接觸者，包括未有症狀的密切接觸者，有關的規範和做法看來基本相同，為何珠海會有特別多的無症狀檢出？又或者，為何深港澳沒有更多地檢出無症狀的排毒者？更重要的是，在新冠疾病譜中，無症狀排毒者的比例其實是多少？
香港一問：湖北病例何少？
如表1所示，四城中，香港病例數少於深珠，發病率最低0.9/10萬居民（四城合計2.6/10萬居民）；病死率最高2.9%（四城合計0.8%），而這與香港病例最年長，年齡中位數58歲（四城合計49歲），以及香港在四城中人口老化最嚴重的情況看來相關。
香港疫情同樣是首先輸入湖北病例，然後出現本地病例，但看上去與其他三城很不相同，不同的關鍵就在於湖北病例很少。如表4所示，香港病例中的湖北居民（A1）和曾到湖北的他省居民（A2）僅佔16%，而四城合計是69%。
表6列出四城輸入病例（外地感染）和本地感染病例的分佈，其中可見，在香港平均每一輸入病例引起3.9個本地病例，而四城合計僅為0.4。如此顯著差異，原因何在？可能的假設：一，疾病在香港的傳播力特別強；二，深珠澳沒有發現全部本地病例；三，香港沒有發現全部輸入病例；三者也可以不同程度地同時存在。
在此不擬代替讀者作判斷，但提供以下一些具體細節情況供參考：
1. 湖北居民病例（A1）：深圳145例，香港7例，珠海59例，澳門7例，即深港比是21:1，珠澳比是8:1，港澳比是1:1，比例是否符合預期？
2. 曾到湖北病例（A2）：深圳164例，珠海21例，香港4例，澳門無。1月23日武漢封城，現知有二千餘名香港居民滯留湖北。有多少人趕及在封城之前返回？病例數是否符合預期？
3. 當地錄得湖北病例的最早發病日期：深圳1月1日，珠海13日，澳門14日，香港18日，為何1月18日之前發病的人都不去香港？
4. 最早的A-C間隔：深圳4日，珠海4日，澳門7日，香港11日，為何香港的間隔明顯長於一個常見潛伏期？
5. 最早的A-B間隔：深圳12日，珠海9日，澳門6日，香港3日，為何香港的間隔明顯短於兩至三個常見潛伏期？為何CB先後倒轉、A-B間隔和A-C間隔長短倒轉？
6. 重新細看圖5和圖6，對比病例離開湖北前往深圳和香港，或前往珠海和澳門的情況，考慮到深港之間的緊密關係，香港的圖形是否應該較大一些？圖7和圖8對比深圳和香港，珠海和澳門病例按發病日期的分佈，香港圖形的始段是否應該較左一些和較高一些？
澳門一問：輸出病例何多？
澳門在錄得10個確診病例（湖北居民7例，澳門居民3例，最後發病日期1月27日）之後，便早早歸零了。然而，深珠港三地卻分別錄得多個同澳門有關的病例。四城地理相連、關係密切、人員往來頻繁，病例和疫情互通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四城中，澳門規模最小、人口最少、病例也最少，但在四方互相錄得的跨區病例中，澳門有關的病例數竟然比深珠港三地合計還要多（表7）。
將澳門當地確診的10個病例，與珠海（24例）、香港（5例）、深圳（2例）、韓國（2例）、馬來西亞（1例）、台灣（1例）確診同澳門有關的病例，共45例，按發病日期排序，一併羅列於表8。從中可見，澳門曾分別於1月24日和31日輸出非在澳門感染已發病者2例，又曾於1月31日至2月5日期間，輸出可能在澳門感染已發病者2例、可能在澳門感染未發病者3例。相對而言，深圳和珠海分別僅曾輸出非在當地感染已發病者4例和2例，香港未被發現有輸出情況。為何四城中，澳門確診病例數遠少於深珠澳，輸出情況卻最嚴重？
澳門二問：本地感染何少？
澳門錄得三個本地居民病例，第八、九例未能完全確定是在珠海感染或在澳門感染，分析時暫列為輸入病例（D類）；第十例有往返廣州的旅行史，但因任職賭場接駁巴士司機，推定曾接觸湖北來旅客，分析時列為有湖北關聯的本地病例（C類）。因此，澳門本地感染病例在1至3例之間，若是1例，則是四城中最低，若是3例，則略高於深圳（24%）和珠海（18%），而遠低於香港（80%）。
除了與香港比較，澳門社區傳染源存在的情況也令人懷疑澳門或應有更多的本地感染病例。從表8羅列的45個澳門有關病例，可以判定，其中12個病例在澳期間處於有症狀傳染期，而另14個病例則處於無症狀傳染期（發病前或陽性檢出前兩日）。圖9畫出這些有症狀和無症狀傳染源在澳門社區出現的具體期間，從中可見，1月19日至2月5日期間，澳門都存在著傳染源，頂峰在1月26日，當日有13名有症狀或無症狀的傳染源在澳門各處。澳門確診的3個可能的本地感染，發病日期分別為1月25、26、27日，被感染的時間大概與澳門傳染源圖形的前1/3相應，與後2/3完全無關。五個可能由澳門輸出的病例輸出時間集中在圖形的後半部，發病日期分別為1月31日、2月3、3、4、11日，被感染的時間剛好與澳門傳染源圖形的後2/3相應。為何，在這後2/3期間，社區內還存在著不少傳染源，而被感染的人，剛好全都輸出了，沒有留在澳門？
假如澳門有未被發現的病例，會是怎樣的病例？根據疾病和疫情的特徵，筆者建議首先留意那些無旅行史的病人（香港70%，澳門0%），其次是無確診病例接觸史、無聚集發病的病人，再次是「三無」即全無線索的病人（香港17%，澳門0%）（表9）。循流行病學線索迅速找出病例，是公共衛生專業的日常技術活；而迅速找出沒有流行病學線索的病例，則是公共衛生的重大挑戰。
不齊一性
在疫情分析、戰術部署、預計前景時，一個常見而重要的誤區是齊一性假設，即將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省、一個市等視為同一體，而忽略差異。事實上，從個體層面開始，每一個層面的人類集合體都是顯著地不齊一，存在重大差異。
深珠港澳四城雖然緊密相鄰、人物相通、行動相應，但疫情卻有明顯差異。在病毒本身沒有重大變異的前提下，這差異主要來自三方面：背景因素不齊一，防控能力不齊一，偶然因素（運氣）不齊一。表10列出若干反映公共衛生防控能力的指標，並非為四城排序，而是為對疫情、部署、前景有更真實的理解。
新冠最關鍵的防控能力在於病例發現和隔離。病例發現率因現時未有相關的流行病學資料，無從計算。基於多方面的觀察，相信深圳和珠海大概能夠做到有線索病例接近一個不漏，而且能夠較早期隔離。香港能夠發現不少全無線索的病例，顯示優異能力，但相應地，這必會使發病至隔離日數延長，所以，該兩指標需要結合考慮。四城都做得較好的是，至今確保了沒有醫院感染。澳門除病例發現方面的疑慮之外，做得較不好的是，對已發病者的輸出沒能有效控制。
不齊一性為何重要？因為「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一地內部的不齊一性，或鄰近幾地之間的不齊一性，已足以讓新冠病毒存活和傳續。
前景：香港何時歸零？
其實，香港早已歸零。香港在1月23日最後輸入湖北病例，29日最後的湖北病例發病，亦即此日之後湖北病例已歸零（圖7）。作為比較，澳門是1月27日，深圳和珠海是2月14日之後歸零。
與深珠澳不同的只是，香港的本地疫情沒有隨著湖北輸入疫情歸零（圖10）。那麼，香港的本地疫情可以歸零嗎？何時可以？香港現時的防控措施只能追在疫情後面，不足以制止疫情繼續前行。要使本地疫情歸零，有四種可能的方式：
(1)約85-90%的居民經自然感染獲得免疫力，形成群體免疫屏障；
(2)約85-90%的居民經接種疫苗獲得免疫力，形成群體免疫屏障；
(3)採取極度嚴厲的社會疏遠措施，包括停止90%社會活動和人間接觸、100%人戴口罩等，形成「等效群體屏障」；
(4)不知道為什麼，疫情自然消退。
前景：歸零地區又如何？
主要因為採取嚴厲的社會疏遠措施，形成「等效群體屏障」，深珠澳與全國許多地區同樣，隨著湖北輸入病例歸零，本地病例也歸零。將湖北疫情與全國疫情分隔，分別在湖北省內和湖北省外消滅湖北疫情，是正確的戰略。然而，當各地相繼傳來本地病例歸零的好消息，代表新冠病已在當地消失嗎？
需要回答的問題其實是：如果新冠病還在，能否看到？如果新冠病重新由鄰近（或遠離）地區進入，又能否看到？在大部分居民未有免疫力的情況下，嚴厲的社會疏遠措施一直持續下去嗎？能一直持續下去嗎？
因此，對於歸零地區而言，出現以下三種情景均屬正常：
(1)「潛龍勿用」：完全看不到病例，但不能確定疾病不存在，全民個人衛生措施不能鬆懈。
(2)「見龍在田」：不時發現散發或小型聚集病例，必須堅持做好病例的早期發現和隔離、密切接觸者追蹤隔離工作。
(3)「或躍在淵」：偶然在社區或特別場所（尤其是交通工具、聚會、醫療、護理、學校、宗教、軍隊、監獄等）出現較大型的暴發，這是可以導致疫情形勢突然逆轉的關鍵點，必須在事前盡量消除社區和特別場所存在的隱患（促成暴發的環境和行為因素），一旦發生要早期發現和果斷隔離疫情。
香港現時的情況大致是比較頻繁的「見龍在田」，但要非常警惕「或躍在淵」。
在疫情首發地，湖北面對未知疫情突發，早期信息和決策系統偏差，診斷、隔離、治療手段缺如，措手不及，才出現了「飛龍在天」的情景，即疫情嚴重暴發，超過社會和衛生系統應對能力，成為危機和災難。全國其他地區和全球其他國家，在已經能夠及早認知疫情威脅和疾病行為特徵的情況下，有充分條件和重大責任確保不出現「飛龍在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