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取自獨媒。
2014年，Time Magazine需要就香港抗爭選取封面照片，他們當時選取的是一張黃之鋒的獨照，坐在馬路地上，旁邊寫着「The Face of Protest」。
2020年，Time Magazine 再一次以香港抗爭作封面故事，同樣是獨照，不過這次我們無法得知到底這個人是誰，因為他/她的整張面孔都被蓋住了，旁邊寫着「Faces of Protest」，由一張面孔變成眾相。回想起來，2014年當時的示威者非常不信任口罩，甚至有說「誰戴口罩誰就是鬼」。但是，口罩現在已經是抗爭基本配置。短短六年，港人對於口罩的想像與態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人情紙薄的隱喻變成齊上齊落的象徵。
口罩以上也許是冷淡的雙眼
口罩對於香港人而言絕不陌生，2003年沙士襲港，很多香港人應該記憶猶新。詩人梁秉鈞在〈口罩中的城市〉曾提到當年搜購口罩的情況：「總有不同的口罩、不同的戴口罩的方法。正規的N95標準口罩、外科手術口罩、工業用口罩、防碳疽口罩、布或紙口罩。香港突然變了口罩專家。」如今看來，彷如當今香港。因應武漢病毒，近日來香港人也忙於四處搜購口罩。在沙士的語境之下，口罩與恐懼相關：「現在大家戴的口罩，遮掩了，但也流露了從未有過的恐懼。」因為看不見鼻子與嘴巴，我們難以看透口罩後面的表情，因此也與其他人產生了距離感，由距離衍生恐懼。我們慣常透過臉孔來彼此辨認，一但臉孔遮蓋了，每個人都忽爾變得陌生。
物件，例如口罩，根據法國哲學家Michel Serres所言，往往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一顆足球決定了在場球員之間的關係一樣。在2014年的情境下，口罩也是依照同樣的邏輯形塑了示威現場的人際關係。口罩原本只為防疫用途，當它開始進入佔領現場，仍然維持沙士當年的效果，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以及不信任，因為當時由辨認臉孔為根本的人際關係作為意識形態仍未受到動搖。正如Time Magazine的封面以黃之鋒辨認「雨傘革命」，人需要以臉孔來辨認事物。
然而到了2019的夏天，口罩的運作明顯起了變化：Time Magazine的封面不再聚焦於特定人物，而變成了一幅沒有臉孔的特寫；在街頭上口罩不再是「鬼」的象徵，而是抗爭的基本配備。於數碼全面監控的年代之中，人們開始意識到口罩除了作防疫之用，也是保障自己私隱的重要工具。對於數碼監控的防備之心，凌駕於以臉孔作為辨識根本的習慣。以臉孔作為監控途徑呼應着傅柯所說的現代規訓方式，以個人化將人從群體中隔離，從而方便監控。亦正因如此，政府才會不惜動用緊急法也要為《禁蒙面法》立法。
口罩以下也許是自由共同體
隱藏臉孔，便是香港市民避免數碼監控的方法。口罩所代表的除了是抗疫，也是保護自己的重要工具。然而，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醒大家，面罩的效果絕非隱藏，而是形成一張新的臉孔，「沒有臉孔的臉孔」。換句話說，也許我們不應理解為人人戴上口罩遮住臉孔，事實上這張「沒有臉孔的臉孔」正是抗爭場上人人共同面目。口罩作為決定人際關係的物件，這次不再促使疏離，反而促使大家成為自由的共同體。正如政治社會學家Paolo Gerbaudo 所說，口罩背後是對於自主個體以及自發群體的民主力量的信心。正因為這份信心，才出現後來的「齊上齊落」、「和勇不分」等等的共同信念。口罩背後不是自保，而是一齊保護我們的家。
2019年後，口罩對於香港人而言已經不再僅限於防疫自保的用品，而是代表着一段共同抗爭的道路。這條路尚未走完，半路又殺出武漢肺炎，在政府不作為的情況下，全城陷入口罩荒。然而，口罩對於香港人來說已經有更深層的意義。不少黃色經濟圈的商店均全力協助香港人從境外訂購口罩，亦因應政府欠缺支援，優先提供口罩予醫護或出入境人員。這一次，香港人再次戴上口罩，口罩背後可能是一顆共通的心。也斯03年為香港賦詩，詩中有一句：「我裏面還有你相信的一部分/也許終不會完全被病菌所腐蝕/我仍要有日與你在陽光下相見。」事隔17年，我們的心願也是一樣，「煲底相見」。當年我們戴上口罩抗疫，而今日我們戴上口罩抗疫，以及抗爭。當年我們成功保衞香港，但願今次也可以。
作者為屯門區議員、文化評論人、微批編輯。
本文刊於2020年2月5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