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所及，我是在2005年首次提出四個層次的法治理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到 2013年，我提出佔中與公民抗命時，以這法治理論支持公民抗命，最後發展出「違法達義」的說法。
發展至今，我在不少的學術專著中已清楚指出，香港已進入了威權的時代，而專制政權就是以威權法治去打壓公民對法治更高的要求。（Benny Y. T. Tai, “Challenges to the rule of law in a semi-authoritarian Hong Kong” (2019) Social & Legal Studies Volume: 29 Issue, 107-145.）威權法治下，法律的凌駕性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秩序及要求市民必須守法，那就可以把打壓人民合理政治訴求的手段合理化了。但港人要求的，卻是能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高階法治。
我們當前在香港，是打著一場法治論述之戰。這筆撥款就是讓特區政府去打這場法治的論述之戰，香港市民擁抱的法治，究竟是「有法必依」的威權法治，還是「以法達義」的高階法治，就看這場法治論述之戰打成怎樣了。
但從特區政府撥出4億5千萬來支援這工作，我的反應是混雜的。一方面，只是撥4億5千萬來打這場法治文化之戰，特區政府是否不夠重視呢？但反過來想，我對號入座，特區政府要「撥亂反正」，針對的就是我的法治理論，那麼我過去的工作，至少值4億5千萬來對衡。這至少讓我對自己過去的工作的價值，有了一個客觀的指標。當然我不敢把所有4億5千萬都算在自己的賬下，但相信怎也有相當部份，我應要承擔「責任」的。那也不錯了，不是太多攪法律學術研究的人，一生能產生出價值達數億的成果。
我手上也不是真的有幾億去與特區政府打這場法治論述之戰，但幸好經過過去多年的工作，「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法治思維已深入香港的公民社會及年青一代，這場論述之戰不是我去打，而是所有擁抱公義法治的港人一起去打的。以香港公民的質素，特區政府以為只用4億5千萬就可以打贏這場法治論述之戰，也真的太輕看這挑戰了。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