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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3)

説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3)

我們是大陸人

臨近收檔,老闆始終沒有出現,也不再回覆我的消息,看來是無法實現與之見面交流的計劃了。徵得其他人同意後,我起身將那袋準備好的防疫物資拿去交給黑衫阿姐(因爲她看起來像是當天管事的),用普通話告訴她,我們今天是特地來送物資給冰室,也約了老闆,但可能因爲對方太忙無緣相見,請她代爲收下,日後派發給有需要的人。

「哦!原來你哋係台灣人!」白衫阿姐不知何時也站在一旁聼了起來,聼到這裡竟出聲驚嘆了一聲,眉宇也頓時舒展開了。

「不是,我們是大陸人。」大家不知何時也已站在了我身旁,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了出來。站在我左邊的鄒易還加了一句:「我們都生活在香港,也都很支持這場運動。」

兩位阿姐突然都有些手足無措,兩兩相望,不知如何回應,兩旁的食客也伸長了脖子開始圍觀。

「這裡有一本我們今天特地打印裝訂的《新移民手足的心聲》」,我從紙袋中抽出南南幫手準備的那本厚厚的合集,「裡面有我們從六月開始就以新移民的橫幅參加游行的新聞與照片,一些居港大陸人的專訪、親身經歷和感想。在最後一頁,有一封公共衛生學者寫給光榮冰室的信,文中有簡單有效的防疫建議。我們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幫助店鋪更有效地防疫。」

白衫阿姐顯得有些尷尬,黑衫阿姐則埋頭開始翻閲我遞給她的《新移民手足的心聲》。期間有客人想要結賬,黑衫阿姐便請我們坐下稍等。

「咁咪好尷尬?」我轉身的時候,聽見兩位阿姐用廣東話小聲商議著,「咁點算呀?」

又過了幾分鐘,黑衫阿姐過來說,她代老闆向我們表示感謝。我剛想開口,白衫阿姐搶過話頭說:「真係唔好意思呀!我哋真係唔識普通話㗎,我哋都冇辦法,一係你講廣東話呀?」

「沒關係,」我搖了搖頭,微笑著繼續用普通話說,「說什麽語言不重要,溝通得到就行。從剛才來看,我所表達的大意兩位都是能夠明白的。我們有些朋友真的不會講廣東話,也不敢來,所以唯有代他們感謝你們對運動的支持,並送上一些物資。大家都是希望既能有效防疫,又能彼此團結。」

「好!支持!」這時一旁忽然冒出Roger的一句港式普通話,令人忍俊不禁,當下增添了幾分輕鬆歡快的氣息。白衫阿姐因而也放鬆了一些,笑著感謝大家對光榮冰室的支持,請大家關注面書專頁的最新消息。

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是正直

我們便這樣在此起彼伏的「拜拜」聲中,有説有笑地離開了。出了店門,我拿出手機,給老闆發送了一條短訊,告知我們在哪家店留下了哪些物資,並感謝她幫手派發給有需要的人士。收起手機,突然感覺内心充滿了平靜與力量。回想一天的經歷,恐怕需要好多天的時間去細細咀嚼。雖然最終沒能按原計劃和老闆見面對話,也不確定光榮冰室是否會因爲今天的事而有所不同,但這已經不再重要。因爲最重要的並不是改變別人的想法,而是能夠和他人一起勇敢地穿戴著「污名」被看見,有尊嚴有情感地活著,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每個人都是一個真實的生命。行動改變的往往不是世界,而是我們自己,因而我們都需要時常審視自己的行爲是否在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之前身邊的友人所想象的兩種極端情景,一種是極度的暴力恐怖,一種則完全不需要擔心歧視會傷及無辜。這一天的豐富體驗顯和兩種極端都不相符,顯然,現實的世界比兩級分化要複雜微妙得多。强權暴政之下,我們並非只有兩個選擇,要不就做「强者」,讓仇恨佔領内心以使自己看起來凶狠地足以和暴政決鬥,要不就做「弱者」,逆來順受,認命服輸。無論是「强者」還是「弱者」,都只是個人按著自己的内心所做的選擇,絕不是沒有選擇的結果。在這兩極之間和以外,充滿了各種選擇的可能。就好像,同樣在光榮冰室,有人選擇以善意相待,也有人選擇百般爲難;同樣身處强權壓頂的香港,仇恨、歧視和敵意也絕非必然。有的人或許如此選擇並堅信這是唯一或不得已的選擇,但同時也有人並沒有活在仇恨的驅使之下,因而走出了不一樣的道路。每一個選擇自然有其歷史和社會的脈絡,但同時也都是非常個人的決定,是一個「中港關係的矛盾」與「特區政府的無能」都無法直接左右的選擇。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並沒有將自身行爲的責任徹底推卸給宏大敘事的藉口。

「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1] 這句話是李厄醫生對著想要把他理解為逞英雄的藍柏說的,他以此將「正直」——即堅守本份、堅持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與「個人英雄主義」分別開來。「正直」本身是不考慮果效的,因為它關注的是一個人和自己內心的對話。「正直」也不像「個人英雄主義」那樣急需向他人證明什麽,而是在於忠於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因而「正直」在一個荒謬的世界裡,常被視為是一種荒謬的存在(因為它「沒有用」),然而在我看來,它是敢於直視並承擔下生命的荒誕與無常的一種勇氣。

正如小説中的情節一般,瘟疫下危在旦夕的並不是這個世界,而是人的心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直」成為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需要守衛的並不是什麼外在的共同體,而是我們自己的心。需要對抗的也不是瘟疫(那只是一種修辭式的想象),而是任何會讓我們對生命(無論是他人還是自己的生命)變得「麻木不仁」的力量。

<全文完>

[1] 出自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説《鼠疫》(La Pe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