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哋唔識講普通話
晚上九點，用鄒易（來自雲南）的話來説，我們是懷著「等待苦戀情人」的心情來到了據説老闆會出現的A分店吃晚餐。有了下午在B分店的經歷，再加上我的先生Roger和麽西的男友阿志兩位「香港代表」的加入——他們都非常用心地以港式普通話參與討論——大家都少了一分猶疑，多了一分輕鬆。可是劇情總在不經意間急轉直下，當鄒易用普通話點單時，原本已經作勢要寫的白衫阿姐突然頓了一下，說：「我哋只識講廣東話。」隔著口罩都可以從她的眼神中察覺出神情的變化。
「可是我不會說廣東話。」
「咁你叫你朋友幫手翻譯。」
「我們都是說普通話的……」
一秒沉默之後，白衫阿姐轉身便走，去了一位黑衫阿姐身邊交頭接耳，倆人時不時回身瞅一下我們。熱鬧的餐廳裡我們彷彿變成了透明，隨著厨房窗口交頭接耳過的人數增多，我越來越感覺到來往侍應們的眼光開始避開我們這桌的方向。我提醒自己這可能只是我的錯覺，就這樣無人問津了一會兒，終於發現有個年輕的小哥剛好給我們附近一桌上菜。他的眼神並沒有刻意防備的神色，甚至還有些友善。好像洪流中的人看見從岸邊伸出的一根小樹枝，我立刻就舉手向他示意，與此同時麽西也向他舉起了手。
小哥友善地來到我身邊（其實可能並沒有友善的成分，但在當時的我看來簡直友善極了），問我想要什麽。
「想要一個葱油鷄扒飯。」我用普通話説著，暗自祈禱小哥不會轉身就走。
「鷄扒賣嗮了。」小哥用廣東話答道，語氣很平和。
「哎呀，可惜……那要一個XO醬叉燒炒蛋飯吧。」
小哥點點頭在紙上清晰地寫下了餐號，我心裡的石頭也終於下了地。
「然後要一個鮮牛肉通……」粉字還沒出，就看見黑衫阿姐快速跑來跟小哥說了些什麽。小哥顯得有些尷尬，當我再次開口想把「鮮牛肉通粉」説完，他突然用機械一般不自然的語氣説道，「我哋唔識講普通話。」
我對他笑了笑，把菜單竪起來，「沒關係，你不用說，我可以指給你看，我要的是這個，鮮牛肉通粉。」同時用手指指著那幾個字。小哥顯得愈發爲難，望向站在一邊的黑衫阿姐，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在我視線範圍之外，傳來黑衫阿姐的聲音，「你叫佢哋自己寫。」我聽著心裡一沉，竟也忘記了留意她的神情，直接轉頭望向那岸邊的小樹枝。只見他撕下幾張紙，和筆一起放在了桌上，低頭說了句「你哋自己寫」，就匆匆離開了，留下我們一桌人面面相覷。
Roger額頭上誇張的Pepe眼罩、麽西帽子上的連豬襟章還有她衛衣胸前的「無政府」三個大字，此時仍在徒然地重申著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這一次，沒有了所謂的「豁免」。
我們只好輪流抄寫自己想要的菜名，場景荒誕得令人哭笑不得。一輪抄寫完，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年輕女侍應經過接了單，她很快卻又回來把單交還給我。單上的「XO醬叉燒煎蛋飯」、「揚州炒飯 走肉」和「西式炒飯」旁邊各畫了一個「X」。她又舉起一張紙，像警員出示證件一樣舉在我面前。紙上寫著朱（豬扒）、鳮（雞扒）和义（叉燒）三個字，旁邊也是各有一個「X」。
「這是什麼意思？」揚州炒飯走肉是南南（來自江西）叫的，見到自己的餐被畫了「X」便問年輕女侍應。見對方不出聲，我便向南南解釋是因爲豬扒鷄扒和叉燒都賣光了，所以有關的餐都沒有。
「可是我叫的是走肉的揚州炒飯，不用肉啊。」南南困惑地看向年輕女侍應，對方還是不出聲。南南沒辦法，又問，「我吃素，有素食選擇嗎？」對方再次無聲地舉起那張寫著「朱X 鳮X 义X」的紙對到她面前，停留片刻，就轉身走了。
「走肉的炒飯不需要肉啊……」南南低聲喃喃道，又困惑地望向我。
「西式炒飯也不需要用到扒吧……」我也暗自納悶，「可能肉腸火腿也沒了？」
又過了好一會兒（可能也只不過幾分鐘，只是感覺十分漫長），白衫阿姐走了過來，南南把單遞回給她，請她先把厨房有的餐下單，沒有的那幾個可以不用管，並再次向她解釋自己要的是走肉的揚州炒飯，不需要用到肉類。白衫阿姐沒有回應，取走單就離開了。我們不知道她是否聽懂了，不過不管怎樣，有餐送上來就行了。幾分鐘後，她送來了走肉的揚州炒飯。大家有些訝異，原來白衫阿姐聽得懂普通話？又過了幾分鐘，本來畫了「X」的西式炒飯竟然也送上來了，裡面還有肉。這一系列操作實在太難以捉摸，我感覺自己只能以黑人問號臉和身邊的人彼此對望。這時白衫阿姐又送來了凍飲，彷彿在回應我們内心的疑問似的，她在轉身離開前突然說了一句：「我哋真係唔識普通話！」
看來，這家分店很堅定地在貫徹一條「不能聽懂普通話」的規則，有些人甚至升級到了「不能以口語與普通話人士溝通」的地步，雖然官方在網上的公告强調的只是「伙記唔識講普通話」以及「伙記落單只能夠用廣東話」。
「如果真的聽不懂，也有很多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啊。為什麽一定要如此曲折地完成點餐呢？」坐在我右邊的二毛嘴上說著「好氣」卻又忍不住地笑了出來，「這樣做真的可以防疫嗎？」她是個來自湖北的姑娘，雖然過去半年都在香港，但由於湖北已經被視爲病毒本尊，恐怕單是説出自己的家鄉名就足以嚇跑許多人。
心中不解的不止二毛一人。其實，之前去日本或是其他中英文都不通用的國家，很多時候我的任何一種語言店員都是既聽不懂也不會說的。可是，簡單地用手指示意，配合雙方肢體、眼神的溝通確認，仍然可以順利完成點餐。只要細想一下就會發現，語言互通這件事從來沒有成爲過點餐的必備條件。
「幸好我們是一起來的，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我肯定已經受不了了。」來自重慶的小雯說，她身形單薄瘦弱，遮蓋在寬大的深色外套之下恍若無物。我事後才知道，身份認同的危機和近來對「大陸人」日益高漲的敵意氛圍使她的日常生活變得極爲艱難，去樓下茶餐廳吃個飯漸漸成爲了一件令其恐懼的事，生怕被發現是「大陸人」的話會有難堪的遭遇。害怕，一方面因爲她不太會說廣東話，另一方面也因爲支持香港抗爭、希望融入這個社會的她擔心腦海中閃過的想象會成爲無法否認的現實——被自己所衷心支持和同理的同路人視爲敵人、厭惡的對象。在這個焦慮而煎熬的過程中，她消瘦了十多磅。而光榮冰室1月28日的那個「不接待普通話人士」的公告成爲了壓垮她脆弱神經的最後一根稻草，心中最害怕面對的想象竟然就這樣一字一句地被公佈了出來，成爲了現實。她事後告訴我們，因爲決心要直面這種打擊，重奪日常生活的勇氣，她一聽説這次行動便第一時間答應要參加，「如果我連光榮冰室都敢去了，就不會再害怕去我家樓下的那家小店了吧。」
是的，人總免不了有一個人出外用餐的時候，更何況是獨自身在異鄉的人。如果連如此平凡的日常都伴隨著焦慮和恐懼，都還要絞盡腦汁去避免各種可能的遭遇，這樣的生活怎一個愁字了得。
相較來説，我是幸運的，融入香港這件事對我來説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它發生得如此自然而然，我甚至還沒感知到「融入」的開始，就已經儼然是其中的一員了。然而，這樣的幸運並不是因爲我比其他人更優秀、更努力、更「值得」……而是因爲我恰巧在2008年——一個對立情緒還未爆發、觀點立場也還未兩極化的歷史時空——來到了香港，因而恰巧身邊有著許多不將我視爲外人看待、不介意和我互學語言、不在乎我懂不懂政治或立場是否一致的本地朋友。如果不是因爲他們的真誠與開放，我很難成爲今天的我。如果我是今年才來到香港，我可能沒有機會結識到那樣的朋友，我也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内消化理解眼中所看到的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這樣激烈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誤解可能會持續一生，甚至改變我的人生發展軌跡——並非向著一個更好的方向。所以，我的幸運是處境性的，而那個曾眷顧了我的處境早已物是人非。我的幸運也是和我的文化資本緊密相關的，如果我沒有對語言的興趣和學習能力，如果我不是來自上海這樣一個文化開放度相對較高的大城市，如果我的衣櫃裡一件符合這個社會審美眼光的衣服都沒有……（還有無數多個這樣的如果）……那麽就算同樣於2008年來港，境遇和融入機會也會有很大不同。因而，我的幸運也是帶有階級性的。
我們繼續邊吃晚餐邊用普通話聊著天，儘管經歷了之前的那些事，我們卻並不感到沮喪或者惱怒，反而有一股活潑而輕鬆的力量在我們之中躍動著。我隱約地感覺到，由於我們選擇一起去直面並承受了某些傷害，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了一種鬆散但卻又實實在在的連結。我想這是因爲，「團結」真正的意義與力量之源其實並不在於「聯合起來打敗另一個群體」，而是在於看見彼此處境和遭遇的相似性，從而超越了彼此的差異，成爲更有能力去感受他人的痛苦並為其哀傷、與之同行的人。致力於打敗他人的那種「團結」，必然需要不斷為自己製造敵人來延續凝聚力所需的仇恨，也必然將在盛極一時之後向内坍縮，變得日益狹隘和孤立。由看見彼此皆可成爲「邊緣者」而產生的「團結」，卻不需要想象自己的敵人，也從來不是對抗哪個具體的對象。這樣的「團結」所要對抗的，是一切會將我們感受他人的能力奪去，令我們變得麻木甚至殘忍的力量——這種力量有時是腦海中的竊竊私語，有時是鬥志昂揚的口號，有時是無法拒絕的命令，有時甚至是社會大多數人信奉的規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