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根據聯合國2019年12月人類發展報告指出，2000年在47個低發展國家出生的嬰兒中、有17%會在20歲前死亡。再看2014-2018年間平均金融産品交易總額爲近79萬億美元，如用來進行全球濟貧計劃，可由聯合國統籌各國交5%交易稅，應得到3.94億美元，平分給全球73億人口，可劃一派給每人每月兩美元，如有15%人不申領，每年總開支爲3.87萬億美元，可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以下簡稱UBI）計劃財政上是可行的，以下且看一些國家的試行情況。
全民基本收入又稱無條件的基本收入（Universal or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就是人人有份，貧者能滿足生活所需，富者可透過繳稅歸還庫房。經濟學家史丹丁（Guy Standing）指出，基本收入深具變革能力：首先透過教育、營養、醫療等方式改善個人潛能，其次是投入的資金發揮乘數效應，能夠振興地方經濟，而很少研究注意到的是，即使金額不大，基本收入都能讓人享有更大的自由。」
基本收入雖然在瑞士遭到否決，但是在美國、加拿大、納米比亞、印度和荷蘭等國，不論是否先進經濟或落後窮國，基本收入的討論與實踐正熱烈討論。因為基本收入所捍衛的絕不是脫離現實的烏托邦，而是最基本的生存人權，和免受奴役的自由等普世價值。
UBI會否降低工作意欲！使工人拒絕加班！推高失業率！錢從那裏來！可能要加稅！
以上問題都有科學實證的答案，印度、納米比亞、德國和芬蘭等，分別於2008、2011、2014和2017年推出UBI實驗方案，没審查不排富。美國5個州、加拿大（1960-1980年代）、以色列、荷蘭也分別自2008、2016年起推行，則是低收入限定的基本收入保障制。
芬蘭經驗
芬蘭自金融海嘯連續3年經濟萎縮，全國失業率約一成，政府的節約目標是每年40億歐羅，勞工福利首當其衝。2017年展開的UBI實驗，便是探索如何健全勞動市場的同時，又可降低財政負擔。
芬蘭的UBI實驗約有1萬人參加，每人每月可領取550歐羅，約是現行失業、住房和飲食等福利津貼的總和。原則上不排富，非低收入者將透過所得稅繳納的方式，歸還該筆款項。
芬蘭每年福利支出加至661億歐羅，如以UBI取代，以每人每月領取550歐羅來估算，每年總支出約380億歐羅，而以每月800歐羅來估算，則需要540億歐羅。社保局指，至少可以節約數百萬歐羅的行政開支。美國和加拿大近年對於基本收入保障的重視，同樣著眼於福利制度的改革，以求能大幅降低官僚體系運作成本。
芬蘭從全國失業者中選出2000人，每月派給560歐羅作為日常生活費。每日的時間任由他們自己自由運用，既可積極求職創業，也可終日吃喝玩樂。觀察這些人將會如何過活，兩年後作出總結。
金額尚未確定前，民間認為每月基本開支約1000歐羅，所以長者每月應有750歐羅，基本收入補貼金額可介乎550-800歐羅之間。最終實際執行方式是否排富、是否與稅制掛鈎等細節尚未公布，但由於民意支持度高，最保守的政黨支持率也過半，政府已經撥出經費。
芬蘭UBI的基礎是在政黨與民間的高度合作，正好反映瑞士基本收入公投遭否決的原因。國民在公投方案缺乏具體細節的情況下，不願為資金來源而傷腦筋的政黨，紛紛發動文宣打擊，因而反對民意高達七至八成。
納米比亞經驗
非洲南部的納米比亞，2015年國內生產毛額在購買力平價後（PPP）是248.4億美元，全球排名第130，但財富掌握在少數權勢階級手上，國家天然資源也是如此。而貧窮線以下人口有28.7%，貧富差距全球排名第4，兒童和婦女遭販賣為奴為娼的情況普遍。當地流行愛滋病，15-49歲青壯國民罹患率高達16.9%，每年奪走5100條生命，同時製造出5萬3千餘名愛滋孤兒。
為了降低貧窮人口，抑制愛滋病蔓延，2008年時政府與宗教及愛滋病防治等民間組織合作，選定鄰近Otjivero水庫的4條村莊，試行兩年基本收入補助（Basic Income Grant，簡稱BIG），因為政府治理水準落後，為了簡化行政程序，計劃基本上不排富，而是透過加所得稅、營業稅和奢侈稅等渠道回收。
以當地生活水準來看，村民要吃飽每月每人只需60元納米比亞幣，約8.82美元，但三份二人口不時處於飢餓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窮人沒有能力遷徙。BIG補助60歲以下國民每月100元，且沒有任何附帶條件，約有6000人受惠。
每月100元的收入可令飽全家人食飽外，也有錢交學費與車資上學，甚至擠出餘錢作小生意。
一個有7個孩子的年輕母親2009年受訪時，說自己幫德國人開的農場工作了大半生，每月只有32元，「細路」總是挨餓，拿到收入補貼以後，她買了麵粉和酵母，以家中的廚具做麵包，然後拿去市場賣1元1個，不到10個月就儲了3000元買較好的烤爐，令她每天能做250個麵包去賣。
執行計劃的基督教信義會與政府研究機構，追蹤補助的家庭經濟變化。結果顯示，第一年就出現明顯變化，失業人口沒有增加，反而是家家戶戶都把握機會脫貧，窮鄉的經濟活動增加了一成。
據統計數據顯示改善了以下各點：
- 貧窮線以下人口由76%下降至16%；
- 15歲以上參與經濟活動的比例，由44%增加到55%；
- 兒童體重不足由42%降到10%；
- 就學率由40%上升到90%；
- 輟學率由40%下降至0；
- 就醫次數增加，因而診所營業額增加五倍；
- 家庭債務平均由1215美元降至772美元；
- 家庭存款額增加；
- 盜竊犯罪率下降20%；
- 婦女為生計賣淫比例降低等。
世界各地已經有少數國家，分別進行數個不同大小的UBI實驗，除了荷蘭烏得勒支與大學合作的300人小型實驗，計劃於2019年結束，其餘由政府資助的實驗大致上都因為財源後繼無力而停止。
納米比亞總結經驗，如果在全國範圍推行，經費需要透過所得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來調節，估計年度預算需要16億元，接近GDP3%，雖然必須適度加稅，但應可於2025年消除貧窮。雖然民選總統表態支持，推行方案送交國會審議時遭否決，多數代表堅持把錢用在國家經濟繼續發展上，一樣能解決貧窮問題。
BIG其實排除了年收入超過5萬元的大富豪，但不影響其家人接受補助的資格。BIG補助分2種：60歲以上民眾，繼續領取原先每月500元的老人年金，60歲以下每人可領取100元，17歲以下兒童的補助交由主要照顧者支配。
印度經驗
芬蘭是UBI 的先行者，其後歐美多國亦蠢蠢欲動，積極討論和推動，希望藉此一併解決貧富不均、全面自動化和精神壓力過大等社會問題。而亞洲則多被視UBI為天方夜譚，或是得個恨字，但例外就發生在印度。
印度錫金邦於1975年前仍是一個封建世襲的獨立國家，但它的各方面表現卻是有成績的，以下數項是全國之冠，第一個有機邦，識字率高達82%，女性就業率高，對女性的暴力率最低，人口最少只有61萬，2004-2011的7年間貧窮率就從30.9%降至8.2%，GDP自2004年以來增長兩倍。
錫金以國營的電力收益作為UBI的財源，令人聯想到以往委內瑞拉社會福利政策相當好，而通膨卻高達100萬%，印度會否重蹈覆轍呢！
結果顯示人民生活質素大為改善，特別是兒童營養、健康、衛生、學習表現及出勤率等，並使村民對金錢擁有控制感，成功減少負債，並賦予婦女權力。
支持者相信有了基本收入，弱勢社群不必被迫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或為了生計而身兼多職。照顧家中老弱殘障的子女及男女師奶，可以得到基本酬勞，或者會有更多人投身身志願工作，為社會注入活力。
反對者擔心一旦施行基本收入制度，對營商者如同殺雞取卵，被迫加薪和加稅、但卻不能保證有充足勞動力供應，可能導致公司倒閉嚴重打擊經濟。
究竟基本收入是否取代基本工資！基本收入也派給有錢人嗎！如果人人都有，會不會造成通脹！印度一份政府報告指出，全國約13億人口中，近三成是貧窮階層。當局每年花在食物、農業及汽油的補助，高出國內生產總值的4%，而這些補貼甚少到達低下階層手中。UBI正能解決這局面。
鍚金的成效能擴展到其他邦嗎！機會率應不樂觀，因為錫金相對於13億人的印度來說，只是是九牛一毛而已，除非其他邦也有額外的財源。錫金只靠這些財源能否長期支撐UBI也是個問題，因為錫金的人口自1981年的31萬人，到2018年已經增加了一倍。
估計印度如果在全國推行UBI，預算約佔GDP的3.2%；但主要的反對意見，是市民不願意放棄現有補貼，政府也無意提高目前僅佔2%GDP的社會福利支出。
雖然錫金施行UBI是希望減少貧窮，以及促進資源平等，不過如果只是單純發放僅夠維生的低金額，那距離實質上的脫貧目標應該還有一段路。
各國實驗提供的金額都相當於貧窮線，根本發揮不了什麼脫貧作用。因為光用在民生物資就已經捉襟見肘，還能有什麼其他們脫貧的發展呢。
所以解決貧窮問題，不能單單只是在社會福利政策上進行改善，仍然必須兼顧經濟發展。面對即將提高的失業人口，究竟應該是派錢好？還是物資？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派錢，不如直接提供生活基本物資；因為錢會貶值而損失部份購買力。如委內瑞拉即使把最低工資調高卅倍，市民也是窮到買不起。
貧窮人口高達2.7億的印度，現有的低收入補貼超過1000種，金額高達7兆盧比，如果平分給每個家庭每月可得2500盧比；但可惜現實是大部份流入了富裕階級，而非真正貧窮戶。2013年規劃的《糧食安全法案》補貼貧窮戶購買食物，雖可惠及67%印度人，但因官僚貪污令問題更加惡化。
印度於2011年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下，邀請印度自僱婦女聯盟（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在中央邦9個窮鄉，展開為期12-18個月的基本收入補助實驗，派錢的前題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但不足以改善家境」，前3個月發放現金，之後改為由銀行轉帳。實驗研究涵蓋1萬5千人，包括其中100個深入個案探討。
計劃是成人每月得到200盧比，兒童100盧比，後來分別提高到300盧比和150盧比，約有6460人受惠。為了杜絕人為障礙，計劃不設資格審查，成人各自領取補貼，兒童則由主要照顧女性領取，原有政府食物補貼保留，也不會限制收入的使用方式。
分析顯示接受補助的家庭，因為有錢起屋或廁所，居住環境與衞生大為改善，兒童（尤其是女童）體重過輕的情況大減，入學率與學業成績提升了，學生都能自購課本和文具。接受補助的人健康好轉，患病有錢睇醫生。酗酒問題也有改善，因村民得到雜貨店配合，每月派錢時暫停賣酒。
表面上整體勞動力供應略為下跌，主因是師奶没有經濟壓力後，紛紛回家照顧子女。另一方面市場交易變得熱鬧，小投資與創業活動興盛。農夫因能購買更好的種子，改善灌溉和飼養更多家畜，再加上師奶搞家庭工廠、或開店做生意等，總就業人數和經濟活動明顯提高。
德國經驗
2013年10月瑞士基本收入公投成案消息傳出後，柏林29歲青年布馬亞（Martin Bohmeyer）受到啟發，以向群眾募集資金的方式，展開迷你版UBI試驗。
他主導的我的基本收入計劃（Mein Grundeinkommen），建議每人每月可得1000歐羅的基本收入，不論貧富、是否工作及如何使用等。每募得1萬2千歐羅者，就可支持1人參與實驗1年，有意參加的人可上網登記，目前累計有4萬5千餘人出資，支持46人參加，雖然没有具體研究結果公布，但仍能吸引11萬人發動聯署，呼籲進行公投，表決是否推行UBI。
結論
印度的經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收入補貼令社會變得更加平等。女性和殘障人士手頭充足後，家庭地位提高。收入增加後不需要去借高利貸，就會降低家庭債務。被迫當奴工的人數減少，同樣有助於階級平等，令整個社會產生巨變。
先進國家實施UBI著眼在降低行政支出，以芬蘭為例，終極目標就是簡化現行社會福利系統，進而降低財政支出。由於芬蘭支持夫妻雙職，子女從出生起每月可得342.53歐羅津貼，父母親無論是否在職都有家庭津貼，貧窮人口比例僅7.3%，貧童比例僅5.5%。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總支出達31.3%GDP，形成政府沉重負擔。
從納米比亞和印度的經驗來看，UBI確實能降低貧窮，以及貧窮導致的健康和犯罪等社會問題；且不會令人失去工作意欲，或增加失業率，反而能促進社會低層的經濟活動。真正受到衝擊的，只有勞動件惡劣的低薪工作。而芬蘭、加拿大、甚至美國等富裕國家，初步估算UBI的福利支出，也比目前福利制度能節約開支。
如UBI能打擊貧窮，為何許多國家都出現寧可坐領救濟、而不積極工作的人呢？美國和加拿大等所推行的基本收入實驗，認真地檢討可能產生不欲工作的福利陷阱，並從1960年代起展開不同的有條件基本收入實驗。
根據成效，UBI 在落後國家，也是杜絕弊端的最好方法。既然不需要貧窮戶資格審查，官僚就沒有機會上下其手、或因程序問題延遲發放津貼。一般認為UBI隱性的腐敗成本，比其他濟貧方案少，因為計劃面向的所有個人都有權獲得相同數量的資金。
批評者認為，UBI使失業者更多地依賴政府補貼，令政府更樂於提供短期解決方案，同時忽略了大規模失業和不公平的財富分配這樣的根本問題。芬蘭展開的UBI試驗，便是探索如何健全勞動市場的同時，又可降低財政負擔。綜合以上的試驗，結果是正面的。
反對者又指受助者可能會濫用補助，但試驗表明大多數受助者都按試驗預期，將收入用於購買各種生活必需品。從印度的UBI試驗得知，村民因領取基本收入而新增的購買力，促使本地農民種植更多稻米與小麥，並投放更多時間、心力照顧土地，包括使用更多肥料、積極耕種土地，而盈餘也因此增加！
大多數人都同意UBI不應完全取代現有的福利制度。然而，如何為這樣的項目籌措資金，依然是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搜狐》、《每曰頭條》和《COCO01》等上百條資料，未能逐一列出，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