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個西多士餐，加鹹檸七，謝謝。」
「好的，西⋯多⋯士⋯鹹⋯檸⋯七⋯」
眼前的阿姐帶著靦腆的笑容，用普通話重複著我的點單，一邊在單上快速寫著。同去的幾個小夥伴也都先後用普通話完成了點單。
「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
阿姐有點害羞地用普通話跟我們說。
「不會啊，妳說得好好誒！」
「真的嗎？說得好嗎？」
她低頭抿嘴笑著，好像一個受了誇獎的學生，又用普通話複了一次單才離開。
這家餐廳是光榮冰室其中一間分店。和其他分店一樣，門口是密密麻麻的「連儂牆」，貼滿了人們手寫的反送中和罷工封關的口號。這樣的場景對我們並不陌生。去年六月第一次百萬人遊行，我們就有拉起「抗爭不問出處 新移民護香港」和「抗爭不拒新移民 民主路上並肩行」的橫幅走上街頭，遍佈香港的連儂牆上也留下過我們的筆跡。只是這次在五顏六色的一片中，有著一張白色的手寫公告：「本店職員只懂廣東話，亦不會解釋餐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尋找對話的可能
對於這個新公告[1] ，我其實是樂見的，哪怕從網絡貼文的hashtag文字中仍舊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硬的拒絕，但起碼不再是以講普通話為界綫把人一刀切走的表達。職員只懂廣東話，這完全沒有問題，我也有過只懂普通話的時期。在我看來，新的公告意味著一種微妙的變化，或許更是個契機，去為這個原本劍拔弩張的對立局面打開對話的可能。
危機之下人們容易將某些本就生活在同一社區的群體視爲「他者」，把對危機的恐懼完全投射在被排除的「他者」身上，卻忘記其中可能也包括自己熟識的親友鄰里。這種時候，真實的「他者」被看見，就成爲了一件極爲重要的事——讓我們記起，自己所面對的不是病毒或者邪惡本身，也不是沒有生命的政治符號，而是一個個真實存在的「人」。於是，我問了幾個身邊關心這個議題的「港漂」小夥伴，看誰有興趣一起去光榮冰室溝通對話。想著説不定能有機會瞭解老闆的想法，幫助店鋪使用更有效也傷害更小的防疫措施。結果很快就凑齊了人，這才有了開頭普通話點餐的那一幕。
我們一桌6個姑娘分別來自中國大陸6個跨度甚廣的省市，居港時間從幾個月到十多年不等。除了來自廣東的麽西，都曾有過（或仍處於）只會用普通話點餐的經歷，也都曾有過（或仍處於）和香港朋友溝通需要嘴上說加手比劃的階段。沒想到這次點餐過程十分順利，阿姐的友善也給我們留下了溫暖的印象，以致偶爾有人投來的異樣眼神都不會令人感到太難堪。有幾個伙記確實不會講普通話，但我們雙方各自用自己的語言溝通完全沒有障礙，也沒有人因爲我們說普通話就差別對待。當然，我們並不排除是身上佩戴的連豬襟章和Pepe眼罩無意中起到了保護的作用。可無論如何，這一切都讓我對期待中的對話和解有了些信心。
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
其實我們最先到訪的並不是這家分店。事前幾天我多方打聽到了老闆的聯絡方式，想與其約見面交接物資的時間地點，可是電話短訊一直沒有回音。唯有撞彩，去了比較出名的A分店，卻得知老闆最常去的是B分店，我們就又坐地鐵移師去了那裡。誰知快到B分店門口，竟收到了老闆的回覆，說自己剛好有事忙，最快晚上八九點才會出現在A分店。大家商量著與其回去A乾等，不如先在B吃個下午茶吧。
閒談間，大家講到和身邊朋友提起今天的行動時對方的反應，發現有兩種極端的表現。大部分的朋友聼了都是嚇一跳，擔心起我們的安危來，或是對我們千叮萬囑一定要小心。那種憂心驚恐的反應，彷彿我們將深入虎穴一般。還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則彷彿任何擔心都是多餘的，他們會力讚光榮冰室支持抗爭，他們剛好也是那些相信「如果有人遭受歧視，肯定是那人自身有問題」的朋友。這兩種反應在我腦海中描繪出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有關老闆的想象——一個是殺氣騰騰的惡霸，另一個則是明事理的熱心腸。我的想象就被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張力拉扯著，努力想要為這個不曾謀面的人勾畫輪廓，讓短訊中的文字可以依附在一個模糊的樣貌上。
「老闆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心想著，低頭整理了一下脚下的大紙袋。袋子裡是我和先生搜集來的6盒口罩，還有酒精搓手液和消毒噴霧，打算作爲物資捐贈給光榮冰室。誰會想到，口罩和酒精消毒液有一天竟會成爲最受歡迎的伴手禮、價高者得的爭搶目標。
「晚上見面時，你們有什麽話想對老闆說嗎？」然而我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回應，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未完待續〉
[1] 1月28日，光榮冰室的面書專頁發佈了「不招待普通話人士」的公告，我曾在兩篇貼文中提及此事（①《疫情恐慌與公共話語生態：一個批判性的觀察》；② 《從話語分析看日常困境：「大陸人」所經歷的歧視長什麼樣？》），也曾和先生合寫過一篇短評發表於學術期刊The Lancet（《刺針》），探討這其中存在的公共衛生隱憂。在2月15日據稱收到平機會的電話之後，冰室以前文提到的「職員只懂廣東話」的新公告作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