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以下情景：
某種名貴香水，被科學界證實會導致——長期處於空氣受污染環境的——城市人氣管敏感，有隨時窒息和喪命的危險。噴這種香水的人，如長住郊區，遠離污濁空氣，食慣山珍海味，身嬌肉貴，體質異於常人，便不會有敏感反應，反而對其香味很受用。有一天，噴了這些香水的貴客，走去光顧一間食店，店主的顧客以一般都市人為主，擔心客人對香水敏感，便建議貴客下次沒噴香水時再光顧，他不招待噴了這種香水的客人，那到底算不算歧視呢？
另一個情景：
科學界未能百分百證明該香水的潛在危險，暫時得出結論，不排除某些人對它有敏感反應。若專家認為風險偏高，比如說，有七成人可能受影響，該食店不招待噴香水的客人，合理否?算不算歧視？若風險偏低，例如只有三成或更少人可能出事，那又如何？抑或不理風險為何，總之不容許噴該香水的人光顧，就是歧視，但反歧視凌駕公眾健康評估因素的道理何在？
正如殺人一樣，我們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允許，除非出於自衛。但怎樣才算自衛，又如何避免濫用自衛作為合法殺人的理由，要小心處理和分析，得考慮很多具體情況，亦涉及背後一些心理假設／因素和一籃子的價值／準則考量。同樣道理，在特殊情況下，我們又會否接受一些有歧視成分、或容易令人聯想到有歧視性的行為呢?靠本能反射式的直覺，用一刀切的方式下定論，又是否適當？反過來說，那些特殊情況會否只是藉口？就算近乎公民抗命，是為了向政府死不悔改宣示不滿，又是否容許？有無底線？有，又定在哪兒?這些皆非不證自明，有賴公民社會的辯論去尋求可能很脆弱的共識。
真理未必越辯越明，但至少有助防止一言堂帶來重大災禍。言論自由之於香港，所以如此重要，如此需要極力捍衛，看看現時的中國便知道。何況，那已經是近乎碩果僅存的少數香港核心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