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打破外語片的紀錄，奪得最佳電影等大獎，超越了二十年前的《臥虎藏龍》。韓國片的厲害，背後有什麼故事？又為華語片帶來什麼反思？
這部電影的特殊意義，是韓國片一大強項的漂亮示範：以娛樂性十足的類型片包裝非常嚴肅的社會題材。電影講的，其實是老掉牙的貧富懸殊，但劇本富創意，以前半部的喜劇元素及後半部的驚悚格局，展示日益加劇的階級差異——一個全球問題。電影票房成功，也橫掃世界各地的數十個大獎，包括坎城及奧斯卡的最高榮譽。
電影用空間處理社會階級：住在半地庫的貧民一家、寧願活在地牢的社會弱勢，以及在半山有花園豪宅的富裕家庭。片末，水災之後，貧民一家淪為難民，富裕家庭卻照樣開生日派對。災難之前，沒有人人平等。然而，電影沒有譴責富人，反而窮人為求脫貧，也會做不道德的事，導演要呈現的是一個扭曲的社會。
《上流寄生族》有笑料有驚悚，也許會被認為過於討好觀眾，而電影滿滿的影音效果結合絕無冷場的曲折情節，也會被批評為缺乏留白空間。然而，電影一方面展示了韓國片累積多年的純粹技巧，另一方面亦拍出令各地觀眾都有共鳴的普世問題，無論如何仍是非常成功。
二十年前的韓片驚艷
兩岸觀眾大多是在二十年前才接觸韓國片，在此之前，多數人對韓國片幾乎是一無所知。許秦豪導演的《八月照相館》1999年底在香港上映，其清淡雋永成為一時佳話，當時觀眾根本不知道韓片是從哪冒出來的。2003年，在香港辦的「韓國電影五十年」影展，我初次了解韓國片歷史：原來，韓國早就有過年產過百部電影的盛世；原來，韓國跟香港一樣在八十年代有過新浪潮電影運動；原來，韓片有深厚的通俗片與文藝片傳統。
後來，我跟其他觀眾一樣，一方面被許秦豪及郭在容的愛情故事打動，另一方面接觸金基德及朴贊郁等導演風格特異的作品，見識到韓國片的兩個極端：非常溫柔與非常暴烈。當時，韓國片的社會筆觸已隱約可見。朴贊郁早在「復仇三部曲」的《複仇》中點出階級問題：啞巴與姊姊是貧苦階層，前者是逼不得已才作案，間接害死一個小女孩，片中更有被壓迫的工人切腹自殺的場面。
在陳可辛監製的《三更2》中，朴贊郁導演的短篇〈割愛〉講窮人對富人報仇，原因竟然是因為後者是個好人。窮人的邏輯是：你有錢就算了，你的人品還要這麼好，你的階級給好的教養，因此你成了好人，而我的階級則逼我去做壞事。然後，窮人要富人証明他不是個好人，否則他要把他妻子的手指一根一根割下來。如此無理至極的報仇，背後是朴贊郁的左派思想：階級決定命運，也決定人格。這樣的報仇不是衝著這富人而來，而是對整個社會的「階級報復」。類似的階級意識，不正是跟《上流寄生族》中「一個人因為有了錢就會善良」的對白一脈相通嗎？
韓國片社會能量驚人
幾年前，我偶然看了《江南黑夜》。表面上的黑幫片，看下去才知道講的是首爾的江南一帶最初發展時的官商勾結、黑金政治的操弄。一個新區的繁華，背後有黑幫也有政治，充滿不公不義。
研究韓國政治與文化的香港學者鍾樂偉曾指出，韓國電影一直有個支流，就是政治電影。據他統計，史上100部最賣座的韓國電影中，有30多部是政治社會題材。近年，不少韓國片更成功地把政治題材融入商業類型：《逆權司機》講光州血腥鎮壓，注入了喜劇及動作片的元素；最近的《白頭山：火山造劫》是災難片，卻牽涉國際政治與外交——韓國與北韓、美國及中國的關係；就算是《屍殺列車》都有社會控訴：化工研究害人，政府隱瞞疫情。《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的前作《韓流怪嚇》，則大膽地以怪獸驚悚片講美軍傾倒毒物污染漢江，指涉美韓關係。
這些電影不但大膽觸碰政治題材，其影響力更在電影院以外。因為《逆權司機》，韓國政府再次立案調查1980年軍人向示威平民開槍的光州事件；改編一宗真人真事的性侵犯案件的《無聲吶喊》上映之後，市民聯署要求當局修法及重審當年案件，結果，警方重啟調查，司法機關翻案，六年前被輕判的罪犯改為被判入獄12年，政府後來更通過《性暴力犯罪修訂法案》，被稱為「熔爐法」。韓國片的社會能量，非常驚人。
韓國有不少電影人勇於發聲，觸碰敏感題材——難怪朴槿惠年代有「演藝界黑名單」。再看看幾年前「倒朴」運動之聲勢浩大，盡顯韓國人對公義的追求。其實，韓國本就有很深的社運傳統，當中的社會關懷與抗爭力量也許就是這些韓國片背後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亦正正體現在奉俊昊身上：他大學時修讀社會學，年輕時參與社會運動，曾上街抗爭。後來，韓國電影人因為捍衛本土電影配額而發起的「光頭運動」，他也走在前線。奉俊昊這號人物，自然在「演藝界黑名單」中榜上有名。
《上流寄生族》令人憶起《臥虎藏龍》
《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的風光，令人憶起《臥虎藏龍》十多年前的鋒芒。我無意比較兩片成就，只是不禁想：韓國片創作力驚人，過去十多年的華語片又如何？中國市場如此大，中國電影動輒有過十億票房，拍出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作品？台灣有優良的電影傳統，但小眾的佳作與商業的爛片有時仍是壁壘分明；香港電影有深厚的商業機制，但拍不出《逆權司機》這類政治題材的商業作品。試想，假設明年有導演想拍一部反思武漢肺炎疫情的商業電影，要有大明星壓陣，開拍得成嗎？
要殘忍地說一句，今天華語片難拍出《上流寄生族》。首先，多數華語片要瞄準中國大陸市場，題材多受限制；《少年的你》拍校園欺凌也一波三折，結尾硬要加上格格不入的政策宣導片。去年，我聽班上的大陸學生做報告分析不同版本的《流星花園》，才知道有官方指令限制影視作品強調貧富懸殊，所以，大陸版中的杉菜也不再是窮家女，而《寄生上流》亦正正不能在大陸上映。再者，已成名的華人導演中，有幾人有社會批判與政治觸角？而就算有，華人導演也少有像韓國人那麼純熟地用商業元素拍嚴肅題材。（從這角度，《返校》用日式驚悚拍台灣政治的嘗試非常值得肯定）。
過去十多年，看著韓國那些整容美男美女，還有那些彷如發生在外太空的虛幻愛情韓劇，我對韓流不存好感。但是，對於韓國電影與電影人，我卻是打從心裡的欣賞與尊重。他們某程度上重新定義了商業電影，而更重要地，他們抓住了這個紛亂時局的某種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