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武漢肺炎在香港爆發的原故，幾乎所有區議員都忙於派口罩。獲得有心人的捐贈數千口罩，我們也盡力為急需口罩的街坊分發口罩。而這個過程當中，引發我不少的思考、不少的學習。
1月中，香港已有聲音要求林鄭封關，但林鄭充耳不聞。後來很多醫學界的專業人士也提倡封關，林鄭仍然拒聽民意。終於香港出現了本地感染的案例，令人心惶惶。政府不救香港人，香港人唯有自救，然後，口罩、消毒潔手液、酒精、漂白水等都不斷因需求上升、供應不足而漲價，甚至斷貨，有錢也買不到。在疫情爆發的嚴峻時間，政府有錢、有權、有人事脈絡，是最適合做全球搜購口罩的角色。香港那麼多駐外的官員，這時候最應該發揮應有的作用，他們就不能在全球各地聯絡防疫物資的供應商，為香港增加貨源嗎？可惜，連政黨都可以張羅到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口罩，而林鄭政府竟然夠膽說「採購失敗」。當政府都說買不到口罩，市民的恐慌就更嚴重。
區議員的角色最應該做的首先是向政府表達民意，可惜政府失聰，區議員為了市民著想，唯有盡力做補救的工作。說真的，能為街坊派發口罩、團購口罩，這是盡心盡力，而沒有派口罩的議員也不等於失責。議員的工作是表達民意，監督政府，改善政府施政。如果以派發口罩的數量成為衡量議員的工作表現標準，那麼區議員還不如慈善團體的總理，有多少區議員可以豪擲十萬、百萬來買口罩呢？令市民有抗疫物資可用，這是政府的積極責任。因為林鄭的無人性，議員們才逼不得以成為採購員，四出張羅和分發口罩。
而派發口罩的過程，我常常問自己一些問題， 誰最需要口罩？打工仔每天要上班，往往是家庭經濟支柱，他們因為上班必須外出、必須見人，對口罩有很大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有收入，較有能力在市場上購入口罩，他們面對的問題只是口罩貴得不合理。長者年老體衰，沒有工作收入，難以在市場上搶購口罩。但另一方面，長者不必上班，沒有必要外出，那對口罩的需求就沒那麼大。不過，是不是因為長者不須工作，我們就不必理會長者戶外活動和人際社交的權利和需要呢？畢竟足不出戶，對長者的健康也有不好的影響。再者，在職者和退休者也不是二元對立的，還要看地區，有些地區退休人士比在職人士富有。當派發口罩，誰才是最需要口罩的人，是一個不能不思考的問題，而且每一區的答案都不同。
在派發口罩的時候，又會面對另一個問題：只派本區還是跨區派發？對一些居民來說，當區區議員是自己票選出來，服務本區是應有之責，區議員應以本區居民優先，當滿足不了本區的需要就不應處理別區的問題。尤其當口罩成為日用消耗品，如果政府不能盡責確保供應貨源，區議員就算有十萬口罩也不夠本區居民用一星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是瀝源區議員，也是沙田區議員，更是收全港納稅人薪水的香港區議員，當一個連口罩也沒有戴的貧窮長者來到辦事處門口想索取口罩，我們就忍心因為他隔了一條馬路，不是本區居民就拒絕派發口罩給他嗎？
不管如何派口罩，最終都是會被大部份人罵，因為拿不到口罩的永遠都是多數。每人派十個會被人罵派太多；每人派五個會被人罵派太少；公開宣傳會被人罵聚集人群引起危險；不公開宣傳又會被罵收不到通知。這個星期派了口罩，下星期就會被罵為什麼不每星期派。我的同事和我，過去一段時間已被全方位被花式責罵。我們感受到的除了無奈，更大的是市民的憂慮和焦急。
有些長者是獨居的，不良於行，就算我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去登記各派發，往往也是對他們不利。黃浩銘和我也認為，他們可能較少外出，但也是有外出的需要，例如買餸、買日用品和覆診等等，他們對口罩也是有需求的。所以我們選擇登門拜訪，向他們送口罩。
在疫症當中，每一個都是受苦的人。每一個人的需要都應該被關心。只可惜，能力有限，不能把每一個人的需要都關注得到。
昨天的工作，今天才有時間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