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港兩地的兩則消息相映成趣。
一則是在內地網上流傳一張對話截圖，有人向朋友講述自己突然被疾控中心要求強制隔離，因為省疾控中心從手機定位信息發現他曾出現在某個確診病例1米範圍內。這個消息雖然暫時無法確認，但我認識的朋友以及他們的家人之中，確實有出現因手機定位顯示曾身在武漢而被疾控中心聯絡要求隔離或每日匯報體溫的情況。說明手機的定位數據確實正在被政府調用來進行排查監控，只不過不同地區的執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另一則是日前香港政府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會使用社交軟件對強制隔離個案進行實時位置監控。然而，人們還沒來得及擔憂是否大數據監控的時代已經降臨香港，昨天港府就宣佈有9人隔離期間曾失聯，其中2人至今仍失蹤。原來，港府採用的不是大數據監控，而是whatsapp／微信的用戶間實時位置分享功能。所謂用戶間的實時位置分享，類似於官方有個工作人員與被隔離者互加好友，然後在雙方皆同意的情況下打開位置分享功能。如此仰賴受監控者自主選擇的監控，可以說是相當佛系了。只要受監控者關閉實時分享或是將開著分享的手機留在家中同時外出，基本上我港政府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一邊是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化極權的無孔不入，另一邊是連普通用戶的水平都達不到的管理操作，兩邊可謂是「災難」的兩種極端演繹。
大型災禍、危機的陰影之下，是政權擴張其權力的最佳時機。政府往往是藉「有效救災」的藉口開展一些對私領域大舉入侵的舉措。這些舉措在日常情況下提出可能會遭遇更多疑慮和反對的聲音，但緊急情況下人們傾向於集中力量解決眼前危機，政府的此類措施遇到的阻力就小了很多。例如，近來有消息指出，內地個別地區已開始採用不用摘除口罩也可以識別身份的人面偵測系統，可見對個人體徵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再進一步完善，並有可能推廣全國之餘，將有機會沿用到除防疫以外的日常管理之中。又例如，根據一個多小時前港台最新消息，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已緊急授權廣州和深圳市政府，為抗疫可以徵用私人財產。而事實上在緊急授權之前已經零星出現私人郵寄物資被充公的情況了。可以想像，此疫情過後，國家對社會的管控力對私人領域的入侵又將提升一個台階。
這樣的情況目前來看還沒有出現在佛系防疫的香港，但香港政府顯示出的另一種極端，是對危機管理和公眾溝通的極之怠慢。當民間的呼聲與恐懼蒸蒸日上，林鄭政府的反應可謂極度傲慢與漠視，以至於出現疑似政府公然和民眾對著幹的奇異場景。是否需要封關、應採用哪些地點作為隔離中心、離開郵輪的乘客是否集中隔離、在家強制隔離可以採用怎樣的手法監控 ⋯⋯ 這些議題都是可以商討的，也並非只有一種解決手法，然而政府的做法卻是拒絕與民間溝通商議，單方面執行決定，決策過程與信息皆封閉不透明 ⋯⋯ 最後不僅鬧出whatsapp／微信實時位置分享這種佛系監控的笑話，更糟糕的是，與日俱增的恐慌驅使民間假消息泛濫、歧視狀況頻生、搶購斷貨此起彼伏 ⋯⋯
雖然全港已無人對政府抱有期望，自救已然深入人心，我們也不能對其掉以輕心。如果有日港府破天荒發佈「重大利好消息」，宣佈將借鑑內地政府的大數據精準定位管理進行隔離防疫，這絕不是可以欣然接受的選項。在數字極權與原始技術單向管理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不是只能兩者選其一。例如居家隔離的電子手環就是一個不以犧牲數據私隱為代價的時效性監控（當然具體效果還要看政府執行能力）；又例如一個不會公然斷言民眾的訴求「已經沒有什麼意義」的特首，也可以令香港瀰漫的荒誕感有所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