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雅仁@思學
過去監控科技急速發展的10年間，「高瞻遠矚」的中共領導人已經發展出人類史上最全面的監控系統，仔細地監察人民的言行、習慣，甚至想法。
目前，全中國部署的監控鏡頭已達到3.5億個，而全球監控鏡頭數目僅為7.7億個。We Chat、社會信用體系巨細無遺地記錄着每個中國公民的言行舉止、生活習慣，各種的實名登記以及在交通樞紐的安檢措施，也為中共政權掃除潛在威脅。
不過，武漢肺炎的肆虐，正好讓我們看到這個超級霸權也有限制。為何擁有世上最大、最先進監控網絡，仍未能令中國政府未能及早察覺武漢肺炎的威脅，提出應對方案呢？
武漢肺炎的爆發，不單反映了中共醫療體制的缺陷，更將中共監控體系的根本弱點顯露無遺。歸根究底，監控體系只是一個監控行為與思想的體系。
中共政權的監控系統可謂無孔不入。上至官方企業、下次地方教育，共產黨的監控將全中國也管得密不透風。網絡監控機制，往往能將潛在的社會危機控制在地區之中。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難以爆發有如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規模的社會運動。原因是中國監控網絡能夠有效率地辨識高傳播性的訊息，及時防微杜漸。若然網絡控制並不充分，中共政權仍然可以運用龐大懲治系統，軟禁社運人士、捉拿維權律師、控告信徒牧師。
不過，所有系統也有自身限制，監控系統亦不能例外。中共的監控體系完全為了控制中國公民在政治上的潛在威脅。社會信用體系、監控鏡頭、人面辨識，也是為了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有效監控必須依賴「威脅」的可辨析性。換句話說，若然威脅沒有充分可辨識的特徵，監控制度亦無可奈可。而武漢肺炎的低辨識性，高傳播力，來自非人類的政治威脅，正是整個監控系統的死穴。
就實質人命威脅而言，武漢肺炎的致命率遠低於沙士以及中東肺炎。沙士與中東肺炎的致命率分別為9.5%以及34.5%，但按目前數據來看，武漢肺炎的致命率應該會低於5%。武漢肺炎對中系統的威脅遠超沙士。
所以它的威脅性不在於它的致命率，而在於它難以辨識。
與沙士不同，武漢肺炎在潛伏期已具有出相當高的傳染力。一般而言，當患者出現病徵，自然會改變生活習慣，自我約束，戴口罩、用公筷、睇醫生、請假休息、減少接觸。但武漢肺炎卻不會出現這個情況。由於患者不能自覺染病，所以他們在具備傳染性後，仍會如常地進行各種社交活動，旁人亦防不勝防。政府機關的防疫工作亦變得困難重重，量度體溫、自我申報根本起不了作用，不能有效地排除病者。既然市民不會因為病徵及時進行自我防護，就要依靠可靠、透明的醫療資訊提出警告，藉以改變市民的行為。
若然中共執政者當權立斷，及早處理，發方警告，讓人民加以防範，醫護人員可以盡早預備，中共應有能防止問題進一步爆發。不過，作為一個維穩政權，中共的控制系統慣性地消除一切對政權的威脅，結果最早發現問題的醫護人員竟被視為「造謠者」。
由於反應得太遲，所以中共執政者並迫進行一個困難的選擇，進行地區封鎖或者容讓地區爆發。如果公民的良好公民意識，注意個人衛生，進行自我隔離，政府具有良好配套提供所需資源以及醫療支援，容讓病毒在地區爆發亦未嘗不可。在缺乏良好的公民意識、足夠的防護措施以及龐大的醫療體系下，中共只能夠進行地域性隔離，並賠上地方的政治及經濟活動。
不過，將醫療壓力外移到地區性的經濟恐怕只是權宜之計。由於中國正值經濟下滑，再加上中美貿易戰，進行地區性封鎖理應是中共執政者的最後選擇。肺炎爆發的時候正值農曆新年，龐大的人口在全國移動，病菌早就擴散到全國。儘管防疫篩查效用低，但政府也不能坐以待斃，唯有下令封城，希望阻得幾多得幾多。
中共政權監控成性，武漢肺炎的爆發實在這個體制的最大諷刺。它監控得了人，但監控不了菌。 而它亦可能不僅只對中國人民的健康構成威脅，更可能演變成一場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過去十年，中共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鞏固人民對它的忠誠；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維護它的絕對權力。不過，對生命的威脅是最切身的，它的說服力遠超政治口號。當全國人民的生命受威脅，中國夢也應該會醒。當政權能夠在短期內解決問題，自然能夠自我褒獎一番，維持高效管治的形象。但若威脅持續數月，加上處處封城，恐怕武漢疫情會轉化成另一場政治風暴。
若同樣的傳染病爆發發生在民主國家，實難以會轉化成一場政治危機，因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權必被問責.當權者失職，問責，下台，是自然不過的事。通過政黨輪替、撤換官員，管治不當的政治壓力得以緩解。
不過，若這個政權只有一個政黨，且最高領導人不能置換，這場風暴帶來的政治壓力又將怎樣舒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