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一詞源流
中國的叛國者按價值判斷程度的不同，分別有「漢奸」、「通敵」和「附敵者」等名稱。叛國者不僅存在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有法奸，比利時有比奸。有學者認為「在代表國家的權力機構撤離之後，人民在自保的前提下，國家的形象與意義對他們而言，是很迷糊的，」所以甘願當漢奸1。有關漢奸的論述參閱美國學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1937-2006）的〈漢奸 ── 戰時上海的通敵與鋤奸活動〉2，及前報章總編輯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鄭書尚介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頒佈的《處理漢奸案件條例》中，有關漢奸身分的說明，書中對香港日治時被指為漢奸的部份人作出深入分析，參閱該書有利對本文有多角度思考3。
「漢奸」一詞最早見於元朝胡震的《周易衍義》卷六：「子突欲去衛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正，於義何咎？李固欲去漢姦，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這裏「漢姦」一詞通「漢奸」一詞，直至清都有如此用法。李固（94-147）是東漢時的太尉，桓帝（132-168）時死於獄中。這裏漢奸一詞是指漢朝政權的奸臣，與通敵無關。這時中國人尚未有漢族的概念，至元才初步出現，清滿漢之分逐漸浮現。順治（1638-1661）開始以奸宄、奸人和奸民等指稱抗清人士鄭成功（1624-1662）等漢人，有強烈的滿族意識。4
姦、奸兩字查《說文解字》原來古代只有姦字，姦字與奸字共通。有淫、亂、邪、惡、詐和偽等含意。
1690年（康熙廿九年）貴州巡撫田雯（1635-1704）在《黔書》中說：「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之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製」。這是最早見諸文字，以滿族意識指責漢人的反叛行為的用詞。有趣的是田雯是漢人，竟使用此詞，或許他已進入了滿漢一家的思維，自覺不是漢人而是清朝人。雍正（1678-1735）處理苗人土地問題時，指「然士官之感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指使者。」他在推行滿漢一家而著的《大義覺迷錄》中，嘲笑湖南某儒生是「苗疆內多年漢奸。」5
乾隆（1711-1799）用漢奸一詞大駡西南民族反滿時協助他們的漢人，嘉慶（1760-1820）時的文件中漢奸一詞屢屢出現6。道光時朝臣上奏使用漢奸一詞，他回覆發出指示也用上漢奸一詞。7。
洪任輝事件中，主角英商洪任輝（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1720-?）只會說漢語，不能寫中文，便邀請四川商人劉亞匾代其寫狀紙。因洪任輝的行動被視為對抗清政府，劉亞匾的簡單行為便被視為協助狀告朝廷命官，即站在敵對一方，因而被認為是漢奸而掉了腦袋。8
清官員文件中的「漢奸」一詞
1839年2月24日，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自北京南下途至江西泰和縣，向廣東布政司和按察司發出《密拏漢奸札》，命他們秘密拘捕漢奸。文中指參與鴉片貿易的人是漢奸，共列出約17人的名單，內有在官府內工作兵丁、武弁、司差、府差、縣丞和運司差等人。9
同年林則徐上奏指，怡和老闆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與漢奸積累串通」，用奸販一詞來稱謂渣甸10。後在批稟中指鴉片「在館眾夷之所密存，往時與漢奸勾結售私」11，接着他再發出《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說：「本大臣奉命來粵，首辦漢奸。」12他所稱謂的漢奸應是指與外商做生意的人，不是通敵者。
1840年1至2月，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1781-1841）率部，在九龍長沙灣海邊掃蕩鴉片煙販，焚燒他們船艇及寮屋，拘捕穿英人衣服的華人10名。這些煙販向英人出售食物，購入鴉片。被捕者全被判刑13，奏折內文以奸民或奸徒來稱謂這些煙販，而題目則以漢奸一詞稱謂穿英人衣服鞋者。
1840年4至5月廣東按察使祁宿藻（?-1853）、鴻臚寺卿黃爵滋（1793-1853）和閩浙總督鄧廷楨（1776-1846）等上奏，以漢奸一詞稱謂帶領英船到福建的華人。14
同年9至10月在蘇浙的欽差大臣伊里布（1772-1843），奏折中以漢奸一詞稱謂被捕兩名漢人，他們原籍江南海州人，早年已在英船工作，曾隨船到英，今乘英船隨英軍回國，因入城探消息被捕。這時中英已處局部作戰狀態，其行為是剌探軍情，正合今通用漢奸一詞的定義15。香港淪陷前，有日人收集香港地形資料被捕，因而驅逐出境。
1840年11月26日，新任欽差大臣琦善（1786-1854）南下途中至山東時，接到澳門同知送來英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的諮文。立即以廣東充斥漢奸，使其一言一行全部被英所知悉為藉口，撇開粵官員，另派鮈鵬等3名親信暗中到虎門與英全權公使佐治•懿律（George Elliot，1784-1863）直接聯絡。鮑鵬曾在廣州任買辦，能說英語，與義律相識，亦曾販賣鴉片被通緝潛逃到山東16。其實鮑鵬正是琦善口中的漢奸，不明琦善為何會用他。
1841年1至2月伊里布上奏，稱接濟英軍食物者為漢奸，要嚴拿17。這時琦善另一上奏文件稱英軍僱用的華人嚮導為漢奸18。
《南京條約》簽訂後一段時間內的奏折少見漢奸一詞，直至1848年兩廣總徐廣縉（1797-1869）上奏重審漢奸麥慶培案。朝廷則命徐廣縉和兩江總督暗查漢奸，徐廣縉命下屬查辦19。入城問題相持不下，徐廣縉將1名潛遞書信給英人者正法20。
1883年中法戰爭期間也見使用漢奸一詞，雲貴總督岑毓英（1829-1889）上奏說：「彼族今日乃無舉動，惟招來漢奸多名令季姓管帶。」此外廣西布政司徐延旭（?-1884）據傳聞作出報告說：「漢奸為其廣招沿海匪數千有餘，眾利其重餉，無不樂從。」甲午戰爭後幫辦軍務宋慶（1820-1902）的報告指日軍在：「田莊台之役重用漢奸探誘我前後軍」。另一軍官指日軍派漢奸潛入內地，託名貿易以賄收買人心。光緒時談西學也被指責是漢奸。1900年義和團時，慈禧一派指基督徒是教民漢奸，將反對義和團進攻使館的大臣以漢奸罪被殺，滿人大臣則指為滿人漢奸，開始將漢奸一詞與列強入侵掛勾。21
文學家包世臣（1775-1855）於192年寫的《庚辰雜著》中指英國人嗾使廣東十三行商人（洋商），建議斷絶外貿，中國商人則到海外貿易「關撤則洋商罷，夷目無漢奸為謀主，自必馴貼。」22
1903年反清革命派發表〈漢奸辨〉一文，指一直以來漢奸一詞十分含糊，以漢人立場出發點，指吳三桂、曾國藩和李鴻章等漢人清官是漢奸，他們為虎作倀傷害了人民利益。1907年的〈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指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保皇派都是漢奸，開始建構漢族概念。23
漢奸的具體情況
1840年時兩廣總督祁摃（1777-1844）等上奏，指新安（今寶安）距香港較近，漢奸尤多，要求及早拘捕24。同年9-10月奕山上奏指出，「香港一帶，漢奸聚而未散，以夷船為護符，借以走私」25。
啟蒙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也說香港「漢奸海盜藪聚其間」26。文人余含英在〈上梁中丞平夷•第四〉指，「逆夷盤踞，全藉漢奸為之羽翼，彼漢奸是我民也」，點出漢奸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建議「欲剿逆夷，須散漢奸，欲散漢奸，須絶買辦」。面對香港有漢奸萬餘人，番禺有二千人，中山（香山）、東莞、新安、新寧和梅縣（嘉應州）等有六七千人，人數如此多，建議用招撫策反政策27。
魏源和余含英實質指香港華人和與歐美商人交往的人都是漢奸。湘軍王之春（1842-1906）的《清朝柔遠記》亦有相似觀點。28
10至11月奕山上奏具體指出，英招集的漢奸首領有：盧亞景、鄧亞蘇、何亞蘇、石玉勝等。招回了黎進福等一千餘人，安置在虎門，石福又招回石玉勝等二百餘人，並帶船和炮回來，以示將功贖罪。29
1842年7-8月奕山上奏名單中，香港漢奸有以盧景亞（處景）為首惡，尚有鄧阿蘇、何亞蘇和石玉勝等人，他們設立了聯義堂和忠心堂，有十多個支部。奕山曾招撫盧景亞、石玉勝和黎進福等一千餘人，後又招撫了朱泗水，是英人的幕僚。這些漢奸也互相毆鬥。東莞和新安居民則組織團練以維持治安。30
1841年12月祁摃上奏報告招集蜑家漁民漢奸一事，已有三千餘人，安置在虎門外，令其立功。1842年1至2月奕山等上奏亦有談此事，繼續說英在香港招集了漢奸六百人，每人給安家費30銀元，月給工資10元。31
1842年10-11月在江浙的揚威將軍奕經（1791-1853）上奏，指8月時杭州將軍耆英（1787-1858）曾上奏指現正議和，要求釋放被俘英軍和漢奸，故釋放了60名被捕漢奸，內有1名幼童，送回原藉32。幼童也是漢奸是否誇大了。
同年中署理山東巡撫麟慶（1791-1846）上奏，指真正漢奸有其表面特徵，髮辮剪齊，手臂或臉上剌有蟲形或蝴蝶形圖案，身上佩配有英文小型腰牌為憑據。朝廷竟據此下令各地方政府，據此特徵來辨別真假漢奸。半個月後盛京將軍禧恩（?-1852）上奏的調查結果，指出有髮辮剪齊，手臂或臉上剌有圖案的人，原被英擄去被迫做勞工的人，因他們不願屈從故被加上如此特徵，令他們無法回去。並加以簡單分析，指真正漢奸應該隠藏身分，為應注意毫無形迹的人，細心調查方能找出真正的漢奸，尤其要注意進入內地的沿海居民33。此說有點似《水滸傳》場景，可見奏折的滲水情況嚴重。
1842年1月在奕經上奏說，童生黨漢奸向官員提出擊破英人的方法，現將他們押往黃河以北禁錮觀察34。明清的科舉制度，凡是習舉業的讀書人不管年齡大小，未考取生員（秀才）資格之前，都稱爲童生或儒童。
2月監察御史松年上奏建議派到沿海緝捕漢奸，朝廷即命各地官員預防及緝捕漢奸，負責漕運的也要嚴防漢奸35。可見漢奸已令清風聲鶴唳，四面楚歌，實情是否如此，且看下文繼續闡述。
6-7月湖廣道御史呂賢基（1803-1853）上奏，建議查拿為害居民的香港英人及漢奸，指新安人受他們騷擾十分憤怒，香港漢奸以盧景為首惡，他會說英語下有漢奸船數十艘，有槍炮等武裝，設立了聯義堂和忠心堂，四出搶掠。朝廷即日命奕山查拿為害居民之香港英人及漢奸36。盧景即上上奕山所說的盧亞景，下文詳細介紹。
而1841年8至9月英佔領廣州爆發的三元里抗英事件，民眾發出的《盡忠報國全粵粵義民申論英夷告示》（《廣東義民斥告英夷說帖》）指：「爾勾通無君無父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爾所用漢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天朝所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站在滿漢共同利益上看問題37。以上所指都是為歐美人工作的人是漢奸。
按奕經所提供的漢奸供詞，他們行為正是現行普遍理解的通敵行為，文中亦將英國翻譯德國牧師郭士立（郭實獵，德文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列為漢奸38。至此，可見清末漢奸一詞没有具體內容，隨行文者喜好而用。
英國與漢奸
1835年鴻臚寺卿黃爵茲（1793-1873）上奏建議「檄知該夷國王，嗣後夷船不准裝載此物（鴉片），如違照漢奸治罪。」有官員指販運鴉片是港腳商所為，英王是不知情的，林則徐同意這一論論調，在其致英王書中有此論調。39
中英處理平民手法大相逕庭，英軍的告示是面對平民的：「此示仰定邑城莊諸岙士民知悉」40、「此示仰英漢軍民各色人等知悉」41、「願民眾共知」42，不是命令式。
英人亦觀察到滿漢矛盾，英全權代表律勞卑（納鼻夏，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指漢人想和外商進行貿易，滿人總督因不理解而反對加以禁止。應提醒直指滿人他們是入侵者，要順從民意以保皇位，回復清初開放全國所有口岸通商的情況。43
義律的副手指出：「香港與中國沿海的眾多島嶼毫無二致……僅有的居民都有遷徙的習慣，主要以漁業為生……我花了很大力氣才吸引到首批100名勞工從澳門和廣州前來此地。」那些上層華人對新政權有懷疑。44
《南京條約》第九條：「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侍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禦旨，譽錄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即是釋放和赦免所有漢奸。
清思想家龔自珍（1792-1841）的兒子龔孝拱為英國工作，是英公使的隨從，曾在會上對恭親王奕訴（1833-1898）百般刁難，恭親王奕訴責難他，指他的家受皇恩，為何為虎作倀，他反諷說，我父才華横溢不能晉身翰林，我則潦倒一生，不得不到外國人手下討飯吃，何曾受皇恩。奕訴百無言以對。據說英法聯軍入圓明園由他帶路，並搶先入內搶掠，滿載而歸。45
華人一方面接受港英的太平紳士銜，另一方面又接受清政府的官銜，吃兩家茶禮。
第一任港督砵甸乍（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曾就清在港有治理華人權利表示憂慮，恐令一些曾為英軍提供物資的人，可能會遭以漢奸罪名起訴，建議把港島華人分為原居民和暫住者兩類。中英就此問題爭論多時，直至砵甸乍離任尚未有結果。接任的德庇時（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處理新安書吏在香港仔販賣牌照的糾紛上，巧妙地取得了在港島治理華人的權利。46
時移世易，香港重光後，港英以涉嫌通敵罪名起訴與日軍合作的人，逮捕了三四十人，黃佐治（?-1946）等被判處死47。另港英又於1946年3月30日宣佈特赦附敵分子，規定倘其無涉及殘暴行為，則不會對其提出刑事起訴。凡作為線人，而其所作所為直接引起敵人對被告密者施以殘暴對待或殺害，則不在特赦之列48。
法官在黃佐治一案的判詞中說：「汝之罪名為通敵賣國，即為漢奸，……本法庭今日宣判汝之罪名，更有一重大意義，蓋可以表示本港公道正義恢復也」49，以英政權身分指漢人是漢奸。
被指是奸細的情況在英也有發生，如翻譯郭士立是德國人，因《南京條約》中英文版部份內容有異，令英未能取得更大利益，因而被指是奸細，不知中文應用德奸或英奸一詞，哪個較貼切。50
清的民族矛盾
中國歷朝以漢人掌政為主體，清入主中原，漢人已有推翻清的活動，如辛亥革命的理論家把明覆亡看成是中國的亡國，以漢族民族主義作為推翻清的動員力量51。因此主政的滿人對漢人多方提防，加深政權內滿漢不和，存在內部民族和階級矛盾，又不停對少數民族用兵。而漢人又南北不和，各地不同族群的互鬥。
清初漢人以狹隘華夷思想抗清，雍正因而親自制定《大義覺迷錄》，來消除內部華夷之別及滿漢矛盾。乾隆擴大了疆界後，內部民族和族群矛盾因而複雜化。
在民族矛盾下，清採取高壓手段解決問題，使矛盾更尖銳化。部份漢人不承認清政權，所以不願對清效忠，所以在鴉片戰爭中支援英軍，自覺不是漢奸行為。因此清末知識分子把政府和國家分拆開來，並用種族觀念來充當國家，鼓動漢人反清。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1922-1964）的第一份佈告，呼籲漢人「正宜遵中國，攘北狄（指滿人），以洗二百載之蒙羞」，宣告明亡後，我們「口其言語……家其倫類，毒受那滿洲狗之淫污」52。可見滿漢民族矛盾之深，因而這運動是狹隘民族矛盾，大於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鬥爭。
王韜在〈香港略論〉一文指：香港「博胡林（薄扶林）……相傳自明季避亂至此。」南明桂王和耿精忠部「遺民無所歸，遠避鋒鏑，偷息此間。」53這些明遺民或可以不算是清的臣民，他們助英的行為，怎可以稱之為漢奸呢。
為英人提供物資、情報以蜑家人為多。他們一直以來遭漢人歧視，被邊緣化，不能在陸上居住、讀書，及和漢人通婚等54，直至民國都是如此。有論者指粵人好內鬥且多以海為生的蜑家人，故倭寇易入侵55。可見清官對蜑家人的偏見。
蜑家56是香港原居民之一，亦寫作蛋家，是百越民族的分支，以艇為家，從事漁業或水上運輸工作，清以前已在香港定居，聚居香港各港灣，如香港仔、筲箕灣、新界大埔、西貢、沙頭角、青山灣、大澳、長洲等57。港英第一份人口調查列明居住船上者有二千人，他們應是蜑家人。
上文說的盧亞景（Lo King）為廣州黃埔蜑家人，又名盧亞貴（Lo Aqui）、斯文景，被清點名漢奸，一度為清招撫，後再投向港英，他最終都没有回到清這一邊。香港開埠後經營黃賭毒及收黑錢等致富，與譚亞財一起建議興建上環文武廟，1855年地產風潮中破產58。他會說英語，有船舶數十艘，且有槍炮等武器，成立聯義堂和忠心堂，四出搶掠59。
英法聯軍戰役時，港商李陞（?-1900）曾資助英軍十萬元作軍費，中法戰爭時又暗中資助法軍佔據越南60。英法聯軍之役中法軍北上沿途，亦得到當地人的支援，有法軍在回憶錄中批評說：「對一個没有道德觀念的民族來說，政府的問題與個人物質利益無關」61。
中國的傳統社會階級，以士為貴，重農輕商，商人地位最低。在香港則不同，以李陞和盧亞景為例，商人地位受重視，社會以金錢衡量個人地位，重視追求利潤與財富，不計較社會道德。再從歷史來自，買辦的身分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為外商服務，另一方面自辦企業，希望中國能富強起來。62
縱觀明清對外的歷史，荷蘭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1946-?）認為中國掌政者害怕遭國內人民反對比國外入侵者更甚。63
港人所謂漢奸行為，可從德國哲學家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米爾•韋伯（德文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1920）的理論得到一些合理性，他指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經濟等因素，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因素──對正當性的信仰。」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養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64。港人正是對清政權沒有正當性的信任，才會投向英國。
漢奸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中共導師毛澤東（1893-1976）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指出：「人民內部的問題是是非問題，不是敵我問題。那麼敵我是不是也是是非問題？也是是非問題。但是性質不同的一類是非問題。我們普遍說，就叫做敵我問題（我們說的習慣說法，兩個比較更清楚）。一類就是對抗性的矛盾，敵我矛盾，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65人民內部矛盾既不是對抗性矛盾，所以要採取團結手段。而奕山等不以團結手段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就上戰場，怎能不敗。
虛報奸情
清奏折中對漢奸的活動嚴重誇張，坊間謠傳沙角之戰英登陸部隊大半是漢奸，約兩千餘人。也有附會者指琦善遣散林則徐的水勇大部份淪為漢奸。奕經指乍浦失守因漢奸在城內放火響應，琦善也是如此說。民國武育幹的《鴉片戰爭史》，認為漢奸是中國戰敗四大因素之一。66
奕山南下廣州，認為廣東人才是真正的敵人，廣東兵全部都是賊黨。上奏說：「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意指廣東人是漢奸。由於奕山不信任廣東人，故他不調動廣東兵上戰場，另到福建招募水勇到廣州作戰。當奕山的官兵擒捕到所謂漢奸時，不問情情將他們殺死，加深廣東人對奕山的不滿。而英軍所俘的鄉勇全部都予以釋放，間中會幫助鄉民剿匪，禁止搶掠，以收買人心。在此消彼長下，奕山重賞殺敵亦没有人效命67。清與廣東人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與英軍則是敵我矛盾。
奕經在浙江反攻失敗後，在奏折中指：漕光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來。最可惡的是，他們與犬羊一般的夷人站在一起，每逢打仗之際，百姓男婦，毫無畏懼，從旁指點嬉戲，竟不知是何肺腑68。
鎮江副都統海齡（?-1842）以漢奸罪拘捕13人立即正法，《草間日記》指是市民出城避戰，被他錯殺死百餘人，婦孺呼寃不絶。海齡死後也曾謠言滿天，最後才確定殉國69。這就是中國政治，小道消息經常於一個重要位置，直至現在仍是如此。
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後，欽差大臣何桂清（1816-1862）上奏，指面對潰兵又恐奸細混雜其中70。戰爭中收集潰兵再上戰場是必定動作，否則兵源何來，而提防奸細並不只是在收集潰兵時，而是在日常工作上，看來何桂清已成驚弓之鳥，處於風聲鶴唳心理狀態中，又是不能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一例。
結論
清末中國尚未有國家觀念，試以共同體來論述這問題。共同體是指公眾福祉、共同的益處或福利。當時中國可算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清政府領導，漢人雖生活在這共同體內，卻不認同清領導地位，故有以上的漢奸行為。
據當時一位英國軍醫憶述，香港居民「似乎勤奮而溫順……從各方面看，他們似乎總體上性格很平和；對於改受英國統治，看不出他們有明顯的贊同或厭惡。」而香港大佬周壽臣（1861-1959）更自誇，他的祖先曾協助義律張貼告示，宣佈香港成為自由港。周壽臣先後為清和港英效力。
從以上資料所見，漢奸一詞有極大政治派系成分。江西道監察御史許以恪上奏，竟說伍怡和（伍秉鑑，1769-1843）掌盤辦事之次孫被雷擊斃大快人心71。身為高官有如此無理性心態，在官方文如此駡人，清怎不亡國。
有關漢奸的自述可看作家胡蘭成（1906-1981）的回憶，而巴黎淪陷市民與德軍的生活如何，可參閱緹拉•瑪潔歐著（Tilar J. Mazzeo），吳緯疆譯：《烽火巴黎眾生相 ── 麗池酒店內上演的諜報密謀與生死愛欲 The Hôtel on Place vendôme : Life death and Betrayl at the Hôtel Ritzz on Paris》（新北：八旗文化，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英］艾倫•萊丁（Alan Riding）著，莊重黎譯：《盛會不歇──最屈辱的年代、最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 Ad the S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台北：麥田出版，2018），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對比以上資料，這些人是否法奸，各自下判斷。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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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39-43頁。
2 魏斐德著：〈漢奸──戰時上海的通敵與鋤奸活動〉，載魏斐德著：《講述中國歷史》（北京：東方，2008）下冊，第443-483頁。
3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39-43頁。
4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68-76頁。
5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68-79頁。
6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3頁。
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72-273頁。
8 羅三洋著：《古代絲綢之路的絶唱》（北京：台海，2018），第142-143頁。
9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47-50頁。楊國楨著：《林則徐傳》（北京：人民，1981），第144-145頁。
1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Ⅰ（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93頁。
11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68-69頁。
12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56-58頁。此文件發出日期有異，尚在根查中。
13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6-49頁。
1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91頁。
15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12-414頁。
16 楊國楨著：《林則徐傳》（北京：人民，1981），第294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218頁。夏燮著：《中西紀事》（長沙：岳麓書社，1988），第87頁。
17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34頁。
18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34頁。
1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875、883、887、897-898頁。
2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938-939。
21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3-86頁。
22 羅三洋著：《古代絲綢之路的絶唱》（北京：台海，2018），第445頁。
23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6-88頁。
2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68-569頁。
25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218頁。
26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頁。
2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31-234頁。
28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39頁。
2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304-305頁。
3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811-812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27-229頁。
3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25-426、591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21頁。
32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315-317、412-413頁。
33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0、150-151頁。
3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89-490頁。
35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62-64、105-106、140頁。
36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29、630頁。
37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頁。
38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133-138、222頁。
39 馬世嘉著：《破譯邊疆與破解帝國》（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355頁。
4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31-432頁。
4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81-582、676-677頁。
42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81-582頁。
43 胡演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1993），第15-23頁。
44 韋爾許著：《香港史》（香港：商務，2015），第129頁。
45 聶作平著：《天朝》，（北京：中國友詛，2012），第54-55頁。
46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載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冊（香港：三聯，2017增訂版），第080-084頁。
47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43頁。
48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182頁。
49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173頁。
50 關詩珮著：《譯者與學者》（香港：牛津，2017），第97-126頁。
51 葛兆光著：《何謂中國》（香港：牛津，2014），第78-79頁。
52 普拉特著：《太平天國之秋》（新台市：衛城出版， 2003），第96頁。
53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增訂本），第39-40頁。
54 有關蜑家人遭漢人歧視的問題，請參閱孔誥烽著：〈千年的壓迫 千年的抵抗〉，載羅永生主編：《誰的城市》（香港：牛津，1997），第113-140頁。
55 范中義等著：《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華，2004），第34-35頁。
56 有關蜑家的歷史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1983），第138-144頁。
57 施志明著：《本土論俗》（香港：中華，2016），第154-161頁。
58 鄭宏泰等著 ：《白手興家》（香港：中華，2016），第13頁。鄭宏泰等主編：《荷里活道》（香港：中華，2018），第204-242頁。
59 余含英撰：〈上梁中丞平夷•第四〉，載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增訂本8），第267-268頁。
60 馮邦彥著：《香港華資財團》，香港，三聯，1997，第25頁。
61 貝齊亞著：《中國之役》（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67頁。
62 張曉暉：〈買辦的企業家精神〉，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中文大學歷史系合編：《買辦與近代中國》（香港：三聯，2009），第64頁。
63 包樂史著：《看得見的城市》（台北：蔚藍文化，2015），第041頁。
64 雷頤著：《面對現代性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2），第078頁。
65 毛澤東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1969），第327-329頁。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66 王鼎傑著：《當天朝遭遇帝國》（重慶：重慶大學，2010），第290-293頁。
67 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國史學鬥概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第96頁。端木賜香著：《那一次，我們挨打了》（太原：山西，2007），第259頁。
68 端木賜香著：《那一次，我們挨打了》（太原：山西，2007），第303頁。
69 黃波著：《被打斷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2011），第006-008頁。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21頁。
70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1978），第376-379頁。
7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