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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罷工第二日:罷工醫護的掙扎和決心 全港工會與之同行

醫護罷工第二日:罷工醫護的掙扎和決心 全港工會與之同行

[草根.行動.媒體]報導

行動記者: 車

昨日(2月3日)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第一階段罷工,約三千名非緊急服務醫護人員響應。與醫管局談判破裂後(行政總裁高拔陞在會上仍然稱不清楚「全面封關」的意思),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第二階段全體會員罷工。今(2月4日)早一眾罷工醫護人員與聲援者在醫管局大樓樓下集會,流水式進入大樓遞交請願信的隊伍一度排至亞皆老街街尾。「全面封關,刻不容緩」、「醫民同心,罷工救港」的口號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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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悔做呢個崗位。只要全面封關,我咩都願意。」——物理治療師Mary

Mary和同事其中一個職責是為患有呼吸道疾病的病人進行胸肺治療,包括由口鼻抽痰。疫情爆發之際,這成為了高危動作。雖然他們自己會有適當配備,但仍然無法保障睡在旁邊的病人免受感染。而在普通病房,根據醫管局的指引,只有確診病例才能以高級別防護裝備應對。Mary任職的部門有騰出一層予經內地回港、有武漢肺炎病症的病人作隔離,據她觀察,當中近九成是內地旅客。只配置普通防護裝備,「我哋只能夠驚,唔可以唔做……(病人來了)我哋從來冇話過唔醫,只係希望儘快全面封關。」

第二日參與罷工的Mary最放不下的還是病人和工作。在道德關口徘徊良久,但為了保障未感染的香港人,她說自己不會後悔。她坦言,如果醫護只是怕死,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辭去工作,投入私人醫院,「唔洗由朝企到晚(爭取訴求)。」Mary亦預了被秋後算帳,也不敢和家人提起。所幸與同部門的同事有一個小組,大家分享擔憂和資訊,互相扶持。

「點會安心(罷工)?我每一刻都擔心緊。」——手術室助理黃先生

黃先生和同院的手術室同事一齊排隊進入醫管局大樓遞交請願信,我問他見到那麼多人,會不會安心些。「點會安心(罷工)?我每一刻都擔心緊。」身為手術室助理,他的前景本就沒有醫生、護士般明朗。他自言是基層家庭,太太是家庭主婦,照顧著一對五歲和八歲的子女。作為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他當然擔心秋後算帳。所以對於一些沒有罷工的同事,黃先生表示理解。他還指,其實這些同事也很想參與行動,有向他詢問入工會的程序和罷工階段,但始終礙於種種壓力。那自己呢?他說自己此刻還不敢想丟了工作之後的打算,多虧有太太和同事的支持。

「03年沙士我自願入深切治療部三個禮拜,今日我選擇罷工。」——麻醉科王醫生
罷工對王醫生和很多手術室醫護人員來說,是一個「好很痛苦嘅決定」。他為骨科病人做麻醉,最多是骨折手術,平時平均每日做二至三個。想起他的病人,王醫生說他實在「過意唔去」,但為了全香港病人的福祉,他不得不罷工。整個手術室有過百位醫護人員,他估計罷工的人數佔四分一,還能維持一定的手術服務。

除了做手術,王醫生也負責上病房為病人插喉、安裝呼吸機,受感染的機會很大。而他們獲得的防護裝備只有N95口罩、面罩和僅僅防水卻露出頸部和小腿的防護衣。他提到,南韓應對疫情的醫護裝備和指引齊全:防護衣密不透風,如何穿著和脫下亦有清晰指引,以免感染醫護自己和身邊的人。反觀香港,即使有穿脫防護衣的指引,由於病房空間太少,沒有合適除下保護衣的地方,醫護人員惟有在如走廊之類的公眾地方脫下,不能有效隔離病毒。

今早特首林鄭月娥發言為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照顧受阻感到痛心,間接指責罷工醫護人員自私。王醫生說:「03年沙士我自願入深切治療部三個禮拜。」那時,他家裡的女兒只有八個月大。「我哋已經盡力做,都係眼見病人一個個死去。」每一個染病逝去的病人和家屬,他都歷歷在目、名字也銘記於心:一個四十多歲的病人,器官已衰竭,他和護士剛剛才致電家人做好心理準備,一個小時之後病人已離去。病人的妹妹堅持要見哥哥最後一面,哭聲不止,王醫生聽得心痛,千萬交代好穿著防護衣的方法才準她入內。妹妹臨走前,沒有責怪,叮囑他和其他醫護小心保重,好好照顧餘下的病人。另一個是他中學同學,和懷孕的老婆雙雙染病。最後踏出醫院的,只有中學同學和他的初生嬰兒。還有一位三十四歲的女士,她被安排在靠窗的病床,丈夫每天在樓下馬路上向她揮手—-而這也只維持了一個禮拜。說到這裡,王醫生沉默了一下。「我就係唔想呢啲事情再發生喺任何一個香港人身上。」

各行各業一齊罷

集會現場與醫護同行的,還有一眾籌備中、新成立和具經驗的行業工會。他們正馬不停蹄地組織會員,醞釀進一步工業行動,迫使政府全面封關。

香港職業治療師工會籌委會的黃小姐稱,有感現時職業治療界並沒有捍衛治療師勞工權益的工會,所以於去年11月便開始籌備工會。職業治療師的工作範圍主要分醫院和非政府組織(NGO)。黃小姐提及,職業治療師於是次疫情下容易受感染,因為治療師需頻繁出入不同病房及接觸不同病人。再加上早前有病人隱瞞自己內地旅遊紀錄、被安置於瑪麗醫院D3普通病房六日,令黃小姐對自己和同事的安全倍感擔心。她提到,在NGO工作的同事面對的情況更加嚴峻。她收到案例指,有個別NGO拒絕暫停服務而將防疫物資優先派發予服務使用者,同事只能自備口罩和消毒潔手液上班。

談到罷工的憂慮,黃小姐也說擔心被秋後算帳。事實上,醫管局已發出「恐嚇電郵」,指現時的醫護罷工沒有得到批准,不受法律保障(按:根據《僱傭條例》第二十一條B,受法律保障的職工會活動包括罷工,只能在非工作時間以外、或得到僱主批准下進行)。她在此特別感謝醫管局員工陣線,讓他們在公立醫院工作的同事受到工會保護。


香港教育同行陣線由一班大中小學、特殊教育、幼兒教育等教育工作者組成。他們同是去年11月開始籌備,接下來2月6日將會舉辦第一次會員大會。除了擔心醫護作為第一道防線的安危,教育同行對於至今還未關閉的校舍也憂心忡忡。籌委Natalie指,雖然現時學校停課,由他們發放的問卷中顯示,仍有不少同工未停工,更有學校要求全體同工回校。這是由於教育局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防疫指引,所有安排都是「校本」。上個月教育同行去信教育局,詢問如何應對跨境學童回校的校園衛生問題,至今未得到回覆。另一位籌委Phoebe補充,教育局唯一的指引是鼓勵學童家長申報、鼓勵跨境生自我隔離,但沒有實施執行細節。

Natalie表示,他們當然保護學生受教育的權利,所以強調停課並非「停學」。教育同行正研究為教師提供網上教學的支援,他們做了一份電子教學軟件的推介,協助教師通過網上平台繼續教學工作,同時讓學生即使不能回校或需要家居隔離,也能繼續學習。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主席Erica是國泰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務員,她談及機組人員的防疫裝備時苦笑:「一架飛機,20個口罩,10至13位機組人員,200名乘客。」乘客要口罩,又不可能不給,有同事因此沒得戴。Erica說這時就要靠同事互助:帶多一個,分給沒有口罩的同事。此外,Erica提到航班之間的清潔時間也非常短,無法做到徹底消毒。早前有國泰航班的乘客發燒,Erica稱公司以私隱為由不會告知發燒乘客的座位編號,令機組人員無從得知自己是否親密接觸者。她亦聽聞,有被隔離在麥理浩夫人渡假村的同事投訴,裡面待遇不佳,沒有暖飯暖餸吃。

Erica所屬的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近日做了意向調查,超過九成會員認同社會及機組人員的健康應放首位,不想成為播毒「空」手,而大家對於罷工的態度也普遍正面。受醫護罷工的鼓舞,國泰將連同港龍航空工會,積極籌備進一步工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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