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爭運動進入第七個月，抗議方式層出不窮。近幾個月，工會更被認為可以開啟社會運動的新篇章。就此議題，我們試圖通過闡述一些於台灣選舉的所見所聞，包括與當地學生的溝通和交流，以及他們自身參與社會／勞工運動的經驗，來討論一下工會和工運於爭取民主道路上的角色。
工會運動有出路：「大人肯罷工，細路唔洗衝」
當代香港的工會勢力薄弱已不是秘密，香港工會無論是在團結性、資源和人力上，亦或組織、傳承及代表勞方與資方談判的能力上，都可說是發育不良。本文不準備深究香港工會衰落的歷史原因，我們相信此刻較重要的議題在於，現時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工會？追求這樣的工會又存在哪些先決條件？我們對工會的想象是否實際？是什麼樣的制度環境限制了工會發揮它本應發揮的作用？
不少香港人寄望工會可以透過滲透現存機制而支撐運動，原則是以功能組別選舉躋身立法會，在一直被視爲建制派及小圈子利益的領地佔一席位。以此方式，打破立法會建制獨大的局面。另外，民眾能夠以工會組織的方式來攀登制度内的權力架構，從而實現對政府直接施壓。
同時，亦有人瞭解工會可以提升勞動者（打工仔）的談判力，容許一班以往因生怕參與社會運動會被開除的僱員以後擁有更多自主權，上街游行／罷工亦不會怕資方秋後算賬。目前運動關於工會或是罷工（傳統屬於工會的反抗活動）的論述與想像都以當前的民主訴求為落腳點，以政治為主題為最終目標。就憑著宣傳口號「大人肯罷工，細路唔洗衝」的邏輯，我們就推敲出，目前號召的罷工是期待以其巨大的經濟影響與政府對抗，而跟對抗資方暫時未有扯上什麽關係。
台灣民運與工運乃「孿生子」
然而，當我們細看對岸台灣的民主進程，便立刻察覺到工會和工運對民主化的貢獻，遠高於我們現今的想象。雖然經濟及政治氛圍已經截然不同，但當年台灣的工會組織及反抗在大的民主化背景下面對的障礙並不比我們當下面對的要少。八十年代頭，台灣尚未有立法代表，亦未能組織政黨，但工會組織對整個民主化過程就已經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為了解工會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將它視為獨立的單一個體。相反，我們必須要將它置於其所處的政治社會背景之中來作探究。當時的工會代表不只是聯結工人，它同時支撐起了整個社會運動的動員及資源網絡。八十年代台灣的社會運動以其踴躍性和廣泛的影響力而受人矚目。同時，我們也留意到當時的社會運動很多都不是將眼光侷限在單一議題或單個社會群體的訴求。就工會運動而言，自發工人運動固然存在，但同時，勞工議題不會止步於自己的工會或群組領域。比如九十年代白曉燕慘案所引起的社會活動，便聚集了不同的社會組織參與。當時他們參與的動機不單出於對政府的失望，同時亦集合了眾多的社運團體就不同議題，包括環保、婦女權益、人權保障及殘障關懷等等一同發聲。當時的運動以特定的事件作為動員基礎，帶起廣泛的社會議題，從而令個別的社運群組演變成爲一個更爲具資源、人力及影響力的團體。如此，社運的組織及資源分配變得更加有效率，人力集結亦變得更廣泛，來自五湖四海的市民也因此透過不同的網絡及時機加入社會運動，成爲一個更大抗爭體的一分子。
此外，由於工人運動並非一勞永逸，而是需要長期作爲勞方與資方周旋，組織的持續性也自然成爲工會成功的先決條件。組織的作用不但會自發推動社會運動，同時也會在運動過程中培育下一代的工會成員。就以台灣的勞工陣綫為例：八十年代創立的時候，勞工陣線命名為「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為勞工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當時國民黨地下的閹鷄工會，大部分都無所作爲）。後來，支援會在工作過程中漸漸擔當推動勞工自主的倡導，由被動的咨詢會變成了工運先驅。其後的數十年，支援會不斷擴大其影響力，不但推動工運及工人自主，同時亦多次與民進黨進行實質法案修訂及政策推動工作。工會成爲了社會運動重要的長期參與者和推動者，其爭取的議題亦不局限於單一的勞資糾紛，同時也持續關注與勞工息息相關的權益問題，例如房屋、工時、工資及社會福利等等議題。這樣，有組織並可持續的工會不僅是台灣民主化抗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亦在台灣民主社會的運作中持續發揮作用。
台灣民主運動的「落空」
要追求健全的民主制度，除了在政治層面的反抗，同時也得在經濟民生方面下一點功夫。如上文所述，如今的運動多偏重於政治方面，幾乎是寄望一旦擁有民主，社會民生議題也得迎刃而解。我們現在急需從台灣的民主經驗中吸取教訓。台灣八、九十年代，民主運動遍地開花，各大社運團體結盟於同一陣綫下，加上背後强大的民眾支持及民進黨政黨組織，最終結束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傳統反對派民進黨2000年執政，成爲台灣民主勝利的標杆。然而，民進黨執政後，卻開始與過去的運動合作夥伴分道揚鑣。如今的民進黨無論是在勞工議題，平權，環保，乃至經濟原則等方面，都跟八九十年代他們宣稱的理念背道而馳，向著經濟自由主義的路直奔，拋棄了將他們推上權力高位的草根階層。不少曾經的支持者如今輕則感到被遺棄，重則覺得被背叛。說得白，就是「民進黨以當年的社運聯盟建立政治地位，掌權後卻忘恩負義」。我們在台灣時曾經與數名著力組織社會活動的大學生交談，瞭解他們對選舉的看法，而竟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在總統選舉上都投了廢票。他們認爲兩大派的候選人已經以「統一／獨立」作爲政治定位，其他的社會經濟議題在此政論的陰影下根本無法萌芽。因此，他們認爲推動政治改革當然是步向民主的重要元素，但同時，也必須要確保以階級及勞工議題為基礎的組織可以在政治的領域立足。現在台灣大學生提倡工運復活，某程度上也可歸因於目前台灣在經濟上的改革未能站得住腳。
台灣大學生的階級想像
當代香港，要期待工會像八、九十年代的台灣工會那樣冒起，確有難度。其中最中心的問題在於我們並未視自己為勞工階層。當年台灣的勞工階級色彩非常鮮明：人數眾多，群體意識顯著，組織及脈絡緊密，同時因爲當時工人沒有什麽經濟或社會流動機會（基本上工人都不可能成爲管理層），因而衍生出强大的團結精神，面對資方剝削也知道可以依賴工會幫助。今時今日香港與台灣出現的都是工種專業化：資方不斷説服勞工他們都有工作晉升的機會。原本勞資之間的制衡，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個人努力和責任的強調之下，變作勞工之間的競爭。另外，新自由主義經濟盛行之下，行業多樣化、用工靈活化，亦使工人組織工作難以展開，工會失去集中力。如今打工仔對「工會」兩字的聯想，往往淪為一個培訓中心或俱樂部，對工會的參與亦變成有空報個課程學一兩門伎倆，或是參加娛樂活動，甚至只是去工會享有優惠保險產品或旅游機票等等。如此一般的「閹鷄工會」，除了可以提名參與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就別期望可以對民主進程有什麼貢獻。
台灣大學生面對此情景，就發揮了對自身及同輩的階級想象。他們瞭解到工會團結的影響力及重要性，同時也察覺到投身社會工作後難以維繫工會的可能性，便將此階級身份推前，以學生身份即開始表達對勞工議題的關注，關注勞工即關注將來的自己。他們覺曉今日作爲學術界一分子，明日便很可能成爲自由主義經濟的洪流下被冲走無數的其中一員。他們望見當代政治主流未能聽見他們的訴求，因而更瞭解以持續社會運動推動勞資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希望這能夠成爲香港工會熱潮的意外得著，透過年輕參與者勞工及階級議題而來的體驗，瞭解自身亦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明白團結人力及資源的重要性，從而從中招攬，組織及動員，推動一個更多元、持久及廣泛的抗議能量。畢竟，將「解散警隊」、「以武制暴」、「香港人報仇」作爲社會運動的核心價值，這樣的社會運動又能夠（和應該）維持多久？
總結
政治和經濟可算是走民主化過程中的兩條腿。如果只偏重一邊，以政治為題但忽視經濟民生和階級議題，就會走得歪歪倒倒，甚至原地踏步。以經濟手法施壓於政治層面固然有其邏輯，但以先得民主為前提，也可能錯過了階級／勞工運動自身的價值，同時也未能盡享一個完整工會運動潛在的政治影響力。如果今次運動主張勞動者參與年輕人作為「主台」的政治運動，那麽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到年輕人參與勞動者引導的「主台」的勞工運動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