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黃子華講大話，否則，一個寧願賣樓而換取最大創作自由的「傻佬」，一個真心拍電影給香港人看、延續香港娛樂特色和本土文化的創作人，沒理由不支持。
兩年前靠《棟篤特工》除去「票房毒藥」之名，但黃子華的金漆招牌始終來自他的「棟篤笑」演出，其中「魚蛋論」更流傳多年(筆者幾個月前也寫過一篇《攬炒思維與魚蛋論》)，直至近來香港人精神面貌大變，手足相連，「我要佢少一粒魚蛋」才逐漸失去自嘲和諷刺的作用。
最近他再有新戲上演，卻被指是合拍片，亦有人不滿他冷對近半年的社會抗爭，因而發起杯葛行動。黃子華在 facebook 親自澄清，仍有人不滿他乘機谷宣傳。作為電影的投資者及擔大旗的創作人，擔心自己作品被不實傳言影響口碑及票房收入，乃人之常情；黃子華用社交媒體作澄清，就算兼具借勢宣傳的客觀效果，也不過是副產品，不應該太苛求。面對當權者、面對財雄勢大的波士，我們需要嚴格的道德批評。然而，對權力的制衡有程度之分，批判力度要合乎比例，黃子華還未到電影大亨的級數，太有潔癖的道德眼光，便不大適合。
黃子華在片段中提到，對自己新戲的票房信心其實不太大，想翻本要靠奇蹟。他又解釋為何要到深圳拍攝，也是預算的問題，因為在香港，他的資金只夠拍15日戲，但他需要拍50日。這其實亦帶出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兩難：成本高，單靠本地票房難回本，「部戲只能賺回一間房、一個廁所，甚至只是一個水龍頭的價值」，而就算放棄中國市場，但在製作條件方面，要完全切斷和中國的任何關連可不容易。再慳皮啲、求其啲，不是不可以，但製作太水皮，便更難吸引觀眾。觀眾寧願看荷里活電影，香港商業電影便無法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態，香港電影工作者又何以維生，何以有機會從實踐中學習和進步呢？一旦墮進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其實現在正陷於其中，就算像《棟篤特工》有4000多萬票房，但夠幾多電影人開飯？香港一年又有幾多套本土電影可以收多過1000萬，更不要說4000萬？），那香港電影還有未來可言否？
黃子華的新戲會否令人失望，言之尚早，但至少要欣賞黃子華由《一蚊雞保鑣》至今的堅持、努力和嘗試——在商業和言志之間尋找平衡。黃子華是否夠黃，不應該看得太重，只要他不是獻媚地藍，便應該尊重和盡量支持。畢竟，「黃」的價值，貴乎情理並重的寬容，應容許人——除非大權在握——有不表達意見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