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因中研院吳介民先生的論文〈中國因素與兩岸公民社會對話〉，筆者才認識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的鉅著《民主的轉型與鞏固》（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兩位學者強調國家是民主的必要條件（without a state, no modern democracy is possible）。並舉香港為例，點明世上從沒有專制國家允許治下有民主地區：
We will develop this argument via an excursus on Hong Kong. The bas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1984 accord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latter becomes democratic or cedes independenc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nnot become a democracy, despite the growing scope and strength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there.
The initial 1984 formul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agreement promi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isting leg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Hong Kong for fifty years from July 1,1997, illustrate very well the limits of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statehood. If we substitute the expression “one country” by “one stat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decision about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prevail is ultimately in the hands of that state. The Peoples Republic, for its own reasons, particularly its plans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Macao and above all Taiwan with the PRC, might be willing to grant more or less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But that decision will ultimately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兩人成書於 1996 年。係 1996 年！1996 年！所以他們拿當年炙手可熱的香港為例子。筆者重看這一章節不知凡幾。原來廿多年前，主權尚未移交，香港的命運早有人知。他們憑知識寫下預言，香港注定沒有民主。
香港在 97 年錯恨難返，民主運動從此陷於兩難困局，脫困無從。如欲成全香港的民主，背後需要哪一個國家？民主中國抑或獨立香港？兩條都是蜀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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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易鼎的最後一刻，陳寅恪本來與胡適一行人，一起坐上由北京開往上海的專機，豈知陳先生卻沒有隨之乘坐由上海飛往台灣的航班，轉而南下，「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這決定不但影響了陳氏一家命運，也影響了中國史學發展，數十年來學界依然為這宗「千古公案」聚訟不已。
余英時先生是繼陳先生後舊學根抵可望背項的第一人。是故唯有余先生能夠抉微索隱，披露陳詩的典故，解釋他何以「平生所學供埋骨，歲晚為詩欠斫頭」。
陳先生一如當代志士仁人，對所有一黨專政皆無好感。他對國民黨不存任何幻想；亦不對共產黨抱任何希望（相傳王國維是中國首個讀康德德文原文的人；而陳先生就是中國首個讀資本論德文原文的人）。余先生從詩文得出陳先生蟄居嶺南，既避舊朝制肘，亦避新朝羅網，以為偏居一隅可望帝力於我何干。
然而陳先生始終太小覤共產黨。畢竟他是「偽中研院」院士，名滿天下。新朝執意招安，要他投誠表忠，他為保晚節推辭不就，招致生不如死的磨難。余先生反覆推敲其詩文，剔出其中底蘊：晚年陳先生思忖國共鼎革猶如明清嬗蛻，深悔不聽太太規勸赴台避秦，貽恨終生。因此自喻為進退失據的錢謙益；賢妻則堪比守節不奪的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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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筆者覺得陳先生的晚年心境，有一點近似 97 前後的香港人。香港人既不能（陳先生是不想）託庇於舊主，又自知不見待於新君，無可奈何化為一廂情願，一度以為接受現實就可相安無事，得保全身，結果善意淪為天真。「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 人間自誤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遙。」
分別在於陳先生拚盡餘生保全晚節，而香港人則各有選擇，生死未知。
以陳先生才識之高，尚且一時「入彀」（他的說法），所以因善良而天真可說情有可原。但當陳先生的遭遇在前，香港人的遭遇在後，依然執迷不悟，就是昧於歷史。
台灣兼具天時地利人和，邀天之眷，才有天險可守；香港失在地利，落得如斯田地。無論您心懷的是「中華民國」抑或「台灣」，都應該好好珍惜這個國家，沒有這個得來不易的「田橫之島」，就沒有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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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說兩個姓傅的人。傅斯年先生之所以猝逝，乃因他臨終前遭一本省議員抨擊，指控臺大接收太多陸生。傅改革了臺大舊制，一律以成績招生，他為改革辯護，已因應日治時代台生多學日文，中文成績要求比陸生低十分，兼之另設獎學金照顧貧苦學生，說罷心臟病發離世。
另一個人叫傅正，他也是外省人，因為敬仰雷震而加入《自由中國》，與雷震一同被捕，大難不死。出獄後參與創辦《美麗島》和反對黨。
他說過：「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
那個反對黨叫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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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註：「歸骨於田橫之島」乃 49 年傅斯年抵台之初的題字，不意一語成讖，捐身成仁。
圖註：攝於 2020-01-01 香港，銅鑼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