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地表演，是不少本地音樂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奈何不是人人都能找到相關網絡和機會去跟世界接軌。另一方面，香港的演出場地經營，只靠有心人自負盈虧，很多音樂人的演出經驗往往局限在寥寥可數的live house裏。
「我覺得能夠出國（表演），不是說浸完鹹水回來就比較馨香。而是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面對新的觀眾，吸收到更多，其實是在enrich（豐富）你的 artistry（藝術性）。」
本地樂隊the prototyke lab參與了「搶耳全球音樂演出及交流計劃 2018/19」，在今年八月遠赴德國慕尼黑參演「Threaton Musiksommer」。計劃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及「創意香港」資助。主音Vincy Chan說，有幾個成員從未去過德國，這次經歷對他們來說非常新鮮。
遇上意想不到的觀眾 音樂人不能照辦煮碗
「Threaton Musiksommer」就像一個嘉年華，每日都有不同的樂隊表演，市民可免費入場，除了年輕人外，也有一家大小和公公婆婆。舞台搭建在郊外，台後面是一個湖，剛巧表演當天遇上一道彩虹，他們形容整件事十分「serene（安祥）」。
the prototyke lab於外國人來說是一隊陌生的樂隊，這正好提供了一個很難得的試煉機會：如何讓不認識自己的，或是剛巧路過坐下來的人，或是一家大小，去認識自己的音樂。Vincy認為，身為一個樂手，不應永遠只想著討好某一類觀眾群，反而應學習如何與不同類型的觀眾互動，「也是一個重要的歷煉或技能。」
他們那節表演結束後，舞台旁邊有個merch table，是音樂人跟觀眾交流的地方。the prototyke lab遇到了不少觀眾上前問：「你出了碟未？」、「何時會出碟？」、「在哪裏可以找到你們的音樂？」香港的live house表演通常包含幾節不同音樂單位的演出，音樂人能夠在他的演出結束後留在現場與觀眾交流，十分少見。Vincy認為，merch table是一個可貴的平台，能讓他們獲得觀眾的第一手反饋。
香港德國文化土壤大不同
在這次旅程，樂隊順道參觀了慕尼黑的一間live house「Feierwerk」。當年二戰結束後，德國政府為了防止極端主義東山再起，投入大量資源，促進藝術文化方面的基礎建設，包括資助不同的場地和訂立有利文化發展的政策，來充實年輕人的精神和時間。「Feierwerk」就像一個社區中心，租借的門檻十分低，就算是初起步玩樂隊的中學生，只要他們自備樂器和音響設備等，都可以到場演出。
「Feierwerk」的經營模式，令樂隊印象深刻。它設有小、中、大型的場地，分別容納不同人數，音樂人可以逐步訓練自己，從而駕馭不同的演出規模。反觀香港，音樂人要不在三十至四十人的小型live house，要不在數百人的大場館表演。「中間你其實也需要有一個過渡的場地去讓音樂人成長：即是無可能一下子從三、四十人的bar，可以去到麥花臣或者伊館那樣。」
the prototyke lab主音 Vincy Chan
香港的表演場地選擇不多，「這方面我不覺得香港的音樂人或者香港場地的搞手不努力。」Vincy 認為，是整個大環境所致的，例如租金管制和工廈牌照等問題，是音樂人無法控制的一環，希望可以借助政策解決現存的一些問題。
德國實行四天工作週，也替社會營造了廣闊的思考創作空間。是次計劃安排了導師配對，而RubberBand就是隨行同往德國的導師。在現場演出時，他們臨時被截停兩首歌的演出，這是因為負責音響的工作人員需要準時收工。這對於香港的音樂人來說或許匪夷所思，演唱會超時encore，主辦方只要交罰款便可了事；若果場館人員不願超時工作，香港人一定會覺得不便。「但我倒過來想，別人真的很重視勞工的權益，而令到他們可以繼續發展他們的藝術。」Vincy 說。
the prototyke lab低音結他手 Jacky Man
保持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才有時間、有精力、有空間去發展文化藝術；而香港的藝術人卻反過來需要從事音樂範疇以外的工作，去支撐工餘時間的創作。就以the prototyke lab為例，低音結他手Jacky Man是數學補習老師；主音Vincy從事翻譯、設計、寫稿的自由業工作，他們更以被長期拖糧的經歷創作了歌曲《Dignity》，在「搶耳全球」展演當天高唱。德國人能擁有應得的勞動尊嚴，然而，活在全球最長工時的香港，Vincy 感歎︰「衰啲咁講，只可以恨（羨慕）囉！」
另一方面，他們更加懂得珍惜，「香港其實很多人正以很低賤的價錢去繼續在這個工業入面 …… 即是OT無補水地幫我們去做這件事。」
Vincy 常常覺得，音樂人其實已不像以前般，活在一個要簽唱片做大明星的年代。「其實有好多事要自己一手一腳去處理，亦很多時候沒有人在這裏照顧你。當我可以親身經歷某一些阻滯或障礙的時候，其實對我將來再一次面對這些問題時，是很好的經驗。」同時令他更加欣賞一些在幕後去支持音樂或演藝工業的人，無論是處理聲響、燈光或者做傳訊、行政、物流，「是他們令到香港的音樂工業可以繼續走下去。」
藝術家有責任以文藝回應時代
這次旅程為他們帶來不少啟發和思想衝擊，正好可以思考未來如何規劃自己的音樂廠牌。早在出發往德國前，the prototyke lab一直有計劃出唱片。
在網絡、資訊發達的時代，無論是音樂人、文學家、畫家或是演藝人，他們日常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注目。「一個藝術家的成就再也不純粹視乎其作品的藝術性，外界反為更加關注藝術家是否支持普世價值、言行是有責任或義務，去講一些東西或做一些正確的事。」這是Vincy從導師RubberBand身上學到的東西，也是「文藝復興基金會」的命題：以文藝回應時代。
「再者藝術創作本來應該會被社會上發生的事，或這個年代發生的事牽動。所以，why not？」 Jacky說。
「搶耳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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