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橋到「義」橋
11月的中大一役，在香港反極權抗爭運動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毋庸置疑，中文大學的「二號橋」（簡稱二橋），也成為中大之役中極具代表性的抗爭標記。
二橋是中文大學對外交通的主要樞紐之一。中大校園與外界的連接，主要是大學站、大埔公路（正門及崇基門）及二橋的校園西閘。筆者在2004年起於中大任教，當時二橋西閘出口在凌晨即關閉，周日及假期更不開放。印象中，約莫數年後才改為24小時全面開放。二橋西閘出口是中大往馬鞍山及科學園最快捷的通道，記得在1997至98年間，有一次從馬鞍山到中大，車輛便需要先出沙田，繞道馬場，往大埔公路才能抵達。二橋的開通，對中大師生訪客，無疑提供極大便利。
雖然許多中大人常開車經過二橋，但相信不少人（包括筆者）也是經此一役，才知道橋的名字。二橋橫跨了火車路軌及吐露港公路，成為中大一役中抗爭者與防暴警攻防的要塞之地（其實，附近類似橫跨鐵路及公路的橋又豈只二橋……）
中大一役，二橋是中大學生及抗爭者死守之地。而防暴警察更在二橋及附近校園，一天內投擲了2000多枚催淚彈，名列全港「催淚放題」之榜首。中大一役後，政府在11月17日以巨型石墩封了橋的兩端，變相將二橋完全封閉。
11月之役期間數訪二橋，當時跟自己說，日後在中大歷史上，此橋應稱為「義」橋。近日讀了國立台灣大學陳弱水教授的文章，談「義文化與香港抗爭的精神」，強化了「義橋」之念。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
陳教授對中國傳統的「義文化」素有研究，早年著有〈說「義」三則〉一文。文中詳細疏理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義」的觀念。2017年11月應中大新亞書院的「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邀請來港，其中一講主題就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義』── 兼論『義』與『正義』（Justice）」。
拜讀〈說「義」三則〉一文，對中國傳統的「義」有更多了解。陳教授指出，「義」可從三方面來理解，首先，是一般性泛指正當或應為之事，所謂「義者宜也」（《河南程氏遺書》）。
其次，義也是涉及「理」（天理，客觀的道理），代表個人生命以外可建立的準則。義的道德意義，在於遵從或實踐合理規範的要求，義的價值和行為是不可分割的，故義的行動必然具有實踐性。不過，陳教授卻補充，這種實踐性，更多是指向禁制性（prohibitive）。例如，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義也」（《孟子．盡心下》時，反映出義德的源頭是人對錯誤行為的羞惡感，強調要不行不義，不違背道德規範。因此，義的觀念不但代表規範或道理，更是指強烈要求人們遵守的規則；作為實踐性價值的義，鼓勵的不是替天行道般的大有為作風，而是避免違規的習慣。義要求人各盡自己的角色責任，服從長上權威，維持秩序。從這個角度來看，便見到中國文化的義跟西方正義（justice）間的異同：兩者同樣是表達對律則的規守，但西方正義具平等價值，有別於中國文化重點在維持統治階層的秩序。
最後，「義」也指社會自發的非血緣組織的關鍵概念，如義井、義社……。義行與義舉，代表濟助大眾。宋代以降，佛教信仰為紐帶的團體，名為義邑、義坊，從事宗教及社會救濟活動。中國人對「義」的理解，主要是濟助大眾，而與依理行事不甚相關。同理，義學、義渡、義橋、義路、義賑的概念也開始普及。此處，義不僅是救助社會大眾，更重要的，是反映其有別於民府的民間行為。陳教授指出，正因為政府沒有盡責，民間才出現大量「義」的行為。
義文化、香港抗爭與中大義橋
陳弱水教授在〈義文化與香港抗爭的精神〉的文章中，再次肯定「義」的道理及道德原則，同時又涉及民間生活的應用。他認為，「義文化」在香港的抗爭運動中，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動力。「這個抗爭的性質，簡單說，就是無特定關係的人自願結合為道理所進行的奮鬥，而且這類的表述在運動過程中不斷出現。」陳教授舉例，義士、手足、義載、義補、義宿，都是「義文化」的表現。當然，抗爭運動也是對正義及公義的爭取（民主與自由）。可以說，「義文化支撐了一個現代的公民運動」。
中大之役，在在見到義文化的表達與實踐。首先，中大之役可追溯至11月11日的「黎明行動」，行動正是因應科大學生周梓樂死亡的消息而觸發。周梓樂在11月4日離奇墜樓重傷，引發不同揣測。11月8日死訊傳出，激發各地的悼念活動及警民衝突。周梓樂可說是首位在抗爭現場附近死亡的「手足」，死因不明不白，剌激了抗爭行動的升級，網民發起全港三罷。11月11日「黎明行動」，抗爭者在各處堵路，其中便有人在二橋投擲單車及雜物到路軌，結果防暴警察攻入二橋，揭開中大之役的序幕。
緊接是11月12日的「破曉行動」，二橋更成為戰場。警方在一天內投擲了2330枚催淚彈，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在調解時，更遭警方無差別的投放催淚彈。有中大學生受傷和被捕，大學校園儼然淪為戰場，更開了警方攻入校園的先例。由於中大戰情告急，並傳言警方要強攻校園，因此各方人士湧入中大聲援。有人發起「圍魏救趙」行動，在全港各區發動抗爭，藉此分散警力，營救中大。11月12日晚上，警方最後撤離中大，大量抗爭者留守校園，直至11月15日晚上撤離止。
自11月11日至15日間，中大攻防戰成為自由與極權對壘之戰場，表達了抗爭運動爭取公義及民主的訴求。中大師生奮起保護校園，是本於中大人的應有之義。一方有難，萬方營救，為數眾多的非中大人以不同方式聲援中大，更完全體現了道義與義氣之慨。政府失責，激發民間社會抗爭之義舉，「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義橋之名，可謂恰如其份。
早於中大之役，《人民日報》在10月中撰文，批評中大淪為「暴徒大學」，校方縱容學生，有違校訓「博文約禮」的精神。據陳弱水教授的分析，儒家傳統中，禮與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故禮也者，義之實也」（《禮記．禮運篇》、「義生，然後禮作」（《禮記．郊特性》）。孟子也說：「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孟子．萬章下》）可見，單單批評學生抗爭有違「博文約禮」的校訓，顯然忽視了「禮」與「義」的關係。
誠然，陳教授也指出中國文化中「義」的局限，會陷入維護統治階層的權威及秩序之嫌。回溯中文大學歷史，三所創校書院，立於亂世，肩負教育使命。而「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合中國與西方」，更是中大一直推崇的精神。如何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既保存固有價值，又能參照西方正義及公義的理念，對義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相信是大學體現獨立精神，思想自由所不容揚棄之責任。
二橋雖被巨型石墩所封，但暴政封不了人心對自由的追求，強權終不勝過真理。
義橋精神，在反極權運動中，必傳承並開花結果。中大之役，義橋之戰，必載入香港人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