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達老驥伏櫪，《告別語言》和《圖像策》皆以深刻而激進的藝術觀，以影像作矛作盾，刺穿當代歐陸政治現實。看了《圖像策》後，更是感動得不能自已，它令我想起德國影壇大師Alexander Kluge近年出版的《十二月》。
Kluge的《十二月》，打破古今時空限制，書中書寫十二月的每一天，各不相關而實相關。涵蓋二戰記憶，穿插冬日某婦人產子，又忽然跳到更廣闊無垠的時空去。每一年都有過的十二月，或紀實或虛構，人情變化、世界記憶，層層推進到一年終末之時。Kluge著眼於時間與永恆的形上思辯，探索終末的意義所在。而高達《圖像策》的創作形式，實在與《十二月》相通：全人類共同背負龐大的過去，電影體現時間，更體現過去，從過去擷取吉光片羽，自鑄永恆初生狀態般的「現在」。
現在在哪裡？現在就在我們的視與聽，連接到攝影機運動的分分秒秒。現在，就是運動。過去是莫大而堅固的存在，所溢出的，即為高達所運用的，在《圖像策》中跳接出現的種種片段。無論是舊電影，還是新近的武裝衝突紀錄片段，其實都已成過去。然而，高達既是電影人，也是革命者，《圖像策》創作形式和他帶出的信息同樣激進——不要沉溺過去，過去非是不能擊倒，只有再三奮鬥，憧憬烏托邦實現的一刻。
理想來或不來，端看我們當下的「運動」。高達說手有五指，即為五大洲。我想說，一天人有一雙手，手有五指，五大訴求是不會消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