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持守了。」《提摩太後書4：7》
我在台灣散心和參加影展的時候，結識一名來自香港的勇武抗爭者，姑且稱為S。他在我下塌的民宿的酒吧喝酒，而我剛好回到民宿。房東趨近我，指向S，「他也是從香港來的。」
身為記者，他是個很好的受訪者。但是那個晚上，我寧願摸摸杯底，和S聊起反送中運動以來，彼此目擊的種種。才發現，在好些場合，我採訪，他扔磚頭扔汽油彈。我們年紀相近，社會背景卻相去甚遠。
那個晚上，我們並非以記者和受訪者的關係見面。
到了我正式訪問他，他如此介紹自己：「我是一名前線抗爭者，亦是大家口中的勇武派，亦是一名已逃離香港的人。」
我總懷疑自己可不可以透過訪問的距離，觀察他這個人。來到台北前，我在荃灣前線採訪，那天有個中學生被警察開槍，打中心口。那天晚上，我作惡夢。惡夢之後，好像花不了力氣寫稿，拖延症末期下，決定暫離香港一陣。
這篇文章，就當成一些細碎的記錄吧。
S來台灣治病。雖然初見面的那晚，他的台灣朋友用力地、字正腔圓地唱著廣東歌，而他一身黑衣，喝著酒。我後來得知他的病，並非外傷，發作起來又相當危險。如果你有看過 Gus Van Sant 的《不羈的天空》，男主角 River Phoenix 常常無來由地昏睡過去，那大概就是S的病的最好形容。「是催淚煙引起的嗎？」我問。S不置可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唯一確定的是，他以前線身份投入反送中連場示威後，就出現這種徵狀。
他覺得台灣此行，只是買個運氣，畢竟，他無法在香港獲得安全而適當的醫治。帶他到台灣來的朋友，仍然唱著歌，都是廣東歌。我有些佩服她對香港的熱愛，比起我這個本地人似乎來得深厚。她到過香港報導反送中的情勢，後來聽說被禁止入境香港。
「你記得荃葵青遊行嗎？那時我們在楊屋道和警察戰鬥了好久。水炮車第一次出動，我也在現場待了好久，但是回家後，心痛得厲害，痛得暈倒過去。那是我第一次出現心悸的徵狀。」他無時無刻都穿黑衣、牛仔褲，一個這樣的平凡人在街上倒下，會怎樣？而又，值此我們輕輕碰擊酒杯的時候，香港早就出現許許多多，無可疑的屍體發現案。他又試過，連續發高燒十日，又試過看完電影，從戲院步出後心痛，掙扎著回到車廂內，隨即暈倒。
他坦言，不知道怎麼辦，後來透過朋友協助，來到台灣看病。「心悸這回事，來去相當突然，身體很反覆。失去意識介乎一小時左右；有時我在抗爭現場，不知道自己下一秒會否突然暈倒。我不知道，是只有我才心悸，還是其他抗爭者也有。」
S以前常到台灣旅遊，人生目標其實是到台灣生活。他知道許多，我不知道的台灣去處，如無意外，遲或早，他會移民台灣。這次他以病人的身份來到台灣，被安排在台灣友人的家暫住。他想打開社交媒體，看香港示威的直播，隨即挨罵。「他們罵我，希望我可以爭取時間休息。我不是不明白，他們想我在這裡過一過平凡的生活，然而，我真的當不回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每日每夜，心如刀割。」
每當他說到抗爭的記憶，眼眶總有淚水凝住。手足仍身處險境，而我自己就如同一個逃兵。他和我談到前線抗爭的種種，最關心原來是，他和其他前線抗爭者的命運。
「無論贏輸，我們都註定給人切割。」
「為甚麼？」
「舉例說，坐完牢出來之後，又或者『煲底見』之後，我們怎辦？我們能不能正常過活？不能嘛，社會要怎樣處置我們？」
我以為他讀過書，「世上最大的不幸，不是失去了甚麼，而是我們爭取到了甚麼」。如果我們認定這是一場革命，百年前中國辛亥革命，「廣東人（孫中山）出錢，湖南人（黃興）賣命，江浙人（蔣介石）做官」的說法就廣為流傳。Ken Loach的《風吹麥動》，拍愛爾蘭獨立革命下的一對兄弟，兄長是義軍領袖，弟弟是醫生。兄長由勇武變成「袋住先」，接受自治地位，弟弟不滿仍要承認英國國王地位，繼續革命卻事敗，最後由已成為英國軍人的兄長親自處決。
革命當中的失序與犧牲，超乎想像。我只是從書本讀到，親身體驗又是另一回事。要是真有那麼一大群的年青生命，付出了許多，卻只能零落一身，寂寥終老，那當中的命定的愁苦，從何說起呢？S聽了後，似懂非懂，我才發現，我們的背景很不一樣。要是回到香港，我應該終其一生，也無緣結識他。修為習以為常後，常有以己度人的遺憾。就像以前，我以為長毛梁國雄讀過大學，他淡然回了一句「我沒讀過」，我便後悔起來。
「我沒有家人。或者說，『邊緣人』最適合形容我這前半生。中三輟學，甚麼工也打過，興趣是攝影和讀戰爭史，一直自己一個人住。」
再細聽他道來自己的家事，我政治不正確地講了句：「要是你給人抓了，真的會變浮屍。」他聞言，乾笑幾聲。他也認為自己被捕，是遲早的事。
「所以台灣朋友有勸我留下呀。」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房間，又失眠。想起他說「煲底見」之後，似乎更加暗淡的未來，又哭了一回。那時，人在台北走著走著，可以因為陳彥霖的死，在街角流淚。
他在台灣那幾天，我陪他到處走走。臨走前，他說醫生也未能查到病因，要回去香港，他說，人到了機場，他就不停哭。
當時我仍要留在台灣一段日子，很快，S又來了。他決定流亡台灣。
「提起，我就生氣。休息不是不行，但我回去後第一感覺是，香港人已經變回香港人，我們前線一直都有檢討，但是你們為何可以容許自己打回原形？我不清楚，香港人是否真的很善忘，但我覺得我們成了condom。很記得曾經有和理非說過，有手足死，一定會暴動。而事實是，似乎你們仍只會在電腦螢幕前很生氣，很心痛，卻沒有行動。」
再說，S的病沒能根治，情況也一直變差。他說，11月2日，他最後一次守前線，終於承認自己的身體，無法支撐其抗爭的意志。「我非常，非常不想連累別人，不想要別人抬走我。」
S透過一些渠道，決定留在台灣之餘，開始探索位於大後方營救前線手足的可能。我覺得，他的話不完全對，也不完全錯，與「和理非」不同，前線手足確實是自成一種身份認同。流血、受傷、共同進退，是一般人沒法想像的同志情誼。他不喜歡反送中運動後期提出的「和勇不分」，他覺得在策略上，「和」、「勇」本應是兩個獨立運動的群體，和勇一旦不分，反而會互相扯後腿。
我幫他拿行李到房間後，一起吃飯。相處一段時間，明顯地，流亡的狀態漸漸明晰，他過著不至於流離失所，心靈上卻無所寄托的生活。台灣不會餓死他，但他經常自嘲，有如廢人一般活著。
每天醒來，會收到他的信息「吃早餐吧」。我們指定一兩間附近的早餐店，看看香港的消息，我確信自己會回去香港（雖然S有半開玩笑叫我留下），而S，則是不肯定自己能在台灣逗留多久。消費儘管比香港相宜，精神焦慮也陪伴在側，人失了根，或在尋找根源的過程中，最是折磨。
我也很難介入，流亡的生活。想像一下已經覺得愁苦非常，我終究難以接觸S心底裡的徬徨，唯有一起吃早餐，一起有的沒的聊著，或者看直播看到凌晨，無端外出打籃球。我能做的，只有陪伴。我視台灣為散心之行，到最後才發現，我無從逃避得了，那一切帶給我的不安與憤怒，淚水與無以名狀的心痛。
後記：
回到香港好一段日子，從S的台灣朋友處得知，S患上了創傷後壓力失調症，心悸以外，有時會失憶。按台灣朋友的說法是，S記得他們在香港認識，卻記不起他們在何時何地認識。「那時候，前面有一排排防暴警察的呀」，那台灣朋友寫道。
S有略略提起過失憶的事，當時我還以為他喝太多酒，「斷片」而已。沒想到會這樣嚴重，留了信息問S，他說，愈與抗爭期間有關的事情，愈難記起，頭痛得厲害。
「會不會繼續看醫生啊？」我隔著一片海問。
「不會。這樣似乎也不是一件壞事。」他隔著一片海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