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幾個月來，在中學工作的校長同工，抵着四方八面的壓力，竭力保持學校作為「政治中立」的組織，不同的持份者，無論家長、校友，也不能視學校為宣示政治立場之地；與此同時，從教導者、照顧者的身份，我們把所有精力和資源聚焦學生身上，大多數校長和教師，都積極以彼此尊重的態度，與在校園內以不同形式表達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情緒（包括罷課、築人鏈等）的學生，保持溝通，但同時堅持理性討論，校園內人際間不因政治、背景的差異而彼此割席、攻擊。
我們過往常掛在嘴邊，「學校作為學與教的場景」、「關愛校園」，這學年開課以來，發覺得原來並非理所當然……校長和教育同工們作為香港人，可說是格外努力地在做好專業身份賦予他們的責任。然而，社會形勢愈來愈困難，心裏難受之餘，不禁問：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11月18日中午後收到一位社福界朋友的短訊，十分關注和擔憂被困在理大人士的情況，特別是當中有一定數量未成年的中學生。事實上，從當天媒體報道情況所見，警方與理大內的抗爭者處於極緊張的狀態，嚴重的衝突似乎要一觸即發。朋友問：中學校長可做點事，幫助那些在理大的學生嗎？
她的一問，呼應着心中的問號——「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是出於自覺能力極有限、在複雜紛亂的環境中個人的認知、對形勢和所謂事實的掌握感到無力，在消極甚至頗為絕望的現實中，因着信念而嘗試尋求卑微的可能性。
掛上與朋友的簡短通話後，以微小的信心聯繫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認識的和不太認識的校長。一個小時後，在葉建源議員的組織下，中學校長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和好幾位個別校長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要求香港政府及警方讓校長往理工大學接學生離開，並強調以學生生命和人身安全的人道處理為前提，讓年輕人在自願情況及校長陪同下，登記個人身份便可回家，不是自首、也不是被捕。
連同隨後的3天，約有100位校長曾參與「接學生」行動，估計約接走了300名中學生。
「校長，你會保護我們嗎？」
這是我的學生在9月3日問我的問題，在腦中縈繞揮之不去。為什麼她會提出這個問題？她期望我給予什麼答案？背後的訊息是什麼？
11月18日當晚至翌日凌晨，約60位中學校長自發進入理大現場；過程媒體已有不少報道，也有幾位校長曾接受專訪，容讓我做一個側寫，記述幾個令我難忘的片段：原定可進入理大現場的是7位校長代表，另有52位校長自願在附近一所酒店守候數個小時，不斷嘗試接觸可能在理大內的學生進行游說，勸阻他們以激烈方式突圍。
最後，警方同意讓這批校長進入理大，60位校長當然了解行動潛在的危險，但沒有一人退縮；理大內的抗爭者、留守者對我們這些「外來者」起初抱以十分懷疑的態度，甚至極抗拒、仇視，這當然可以理解，但也令不少校長處於更困難甚至危險之中，部分校長第一晚未能說服學生而無奈折返，目睹他們強烈失落和擔憂的面容，我感受到他們對學生的愛；多位校長連續兩三天到理大，十多小時就是要等待自己的學生改變心意，或接觸理大內的留守者，無論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表達關心，隨時提供支援……
校長行動能夠為一個重大危機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當中沒有精心部署、沒有策略藍圖，但如我們真的能帶來改變，那是因為一班教育工作者當刻本着無私的愛、把照顧者的角色發揮極至，打破個人顧慮、組織間的藩籬，放下身段，嘗試付出，走入年輕中當中，讓大家明白「以善勝惡」（來自《聖經》），不被仇恨主導或蓋過理智。
校長，一定是高牆？
無可否認，校長們在這學年不好過。我們的本業秉持教育專業，外界不同持份者以至非持份者，一邊廂說校園要政治中立，一邊卻期望我們擔當政治任務。從前我們遇到特殊情況要「啟動危機處理程序」，由上學年底至今，全校長期處於危機處理狀態。而個人以為最荒謬又難過的是，人際間的、特別是年輕人與我們之間的信任變得非常脆弱。眼見不少教育同工因其位置、背景，以至家人職業，被標籤、被質疑、被扣上一種顏色！「校長」當然不能幸免，因他們在學校這組織中擁有權力，就被定義為「高牆」，必然地與「雞蛋」對立。
親歷理大事件，個人最深刻的領悟是，確認身處的校長群體中，仍抱持對教育和年輕人一份非常單純的承擔。校長不一定是高牆——不因為我是校長而要為自己辯護，我是親眼目睹、第一身的被感動。當晚我擔當聯絡工作，在有關行動細節的註腳中，加了這一句：「年輕人可不相信個別人，但要相信校長群體。」
下一步要怎樣走下去？
要再三強調，理大事件不是政治行動，校長們了解專業身份的權力和責任。但我們可思考校長角色和身份的轉變。
群體，讓我們在個人化的專業身份和實務操作基礎上，實踐、交流、互相感染集體意識和價值信念，轉化為行動，我理解為建構教育專業身份上多一重的「公民身份」。校長作為學校領導的舵手，在紛亂盪的環境中，除了過往最擅長和習慣的行政角色、課程領導角色、專業發展角色、聯絡人角色，如何理解和實踐在社會關鍵時刻和問題上可發揮的專業 × 公民身份，須進一步探討。
另一方面，不少教育同工都會認同，過去我們認為行之有效的，無論與學生溝通、危機處理、輔導支援，以至課程和教學等方面，都有落後於今日處境的感覺。早前聽蔡元雲醫生說，未來教育工作者要de-learn，再re-learn。我深有同感。
不過，要learn什麼？關鍵的問題是：從專業出發，讓教育專業群體有最大的參與，反思教育的內涵，尋找未來5年、10年的路向。這須經歷大量的思辯和掙扎，也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何玉芬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