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學界朋友認為，批評「警嫂3P」和「警嫂射藍閪水」這類口號具有厭女性質的性別學者，是違反了性別研究的性多元性自主的主張，是因為自己心中仍帶著對女性3P、潮吹的「污名」，才會如此解讀這場運動中平民以弱敵強的這些口號，而批評這些口號反而是強化了既有的污名。對此我是不能苟同的。
抗爭口號中的性／別污名
運動中武力和權力的強弱懸殊，警隊的濫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人們藉羞辱警嫂來羞辱警察，以此至少心理上縮小彼此的權力差距。這些口號產生的背景確實是權力關係不對等的警隊與人民，在這個層面上我也認同這樣的口號作為「弱者的武器」具有其抗爭性的面向。然而，當我們具體審視「警嫂3P」、「警嫂射藍閪水」這些口號，其抗爭性又是建立在父權體制中既有的性別污名之上的。
這些口號在具體場景中的運用，就是基於對女性身體及其情慾的污名化而成立的。正如這位學界朋友的原文所說，這個污名不存在，這個辱罵的功能就不能夠成立。如果社會不認為女性3P是羞恥的事情，不認為女性與其他男性的情慾是丈夫的恥辱，甚至只是不簡單地想像警察就等於異性戀男性（即想像女性不具有警察這種強勢暴力的形象），「警嫂3P」這樣的口號就無法成為口號，因為完全失去了殺傷力。所以，性別學者批評這個口號正是要指出這個口號背後的污名「存在」這個事實，以及與這個事實相關連的不平等性／別權力關係。這是對這個運動中存在的厭女及有關「污名」的指認。
污名的指認與強化
如果說因為性別學者擁抱性多元性自主，所以就只能以這一己之理念來解讀「警嫂3P」這個口號——想像那些喊著這個口號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樣高度擁抱性自主性多元、以批判的性別理念在反轉污名——那麼是不是意味著在性別學者擁抱性多元性自主、自己放下心中污名的那一刻，TA就再也無法從社會中看見污名的運作？因為TA只能以不帶污名的「自己」的視角來觀察和解讀了，是這樣嗎？我想不是吧。
至於指認和批評存在於現實之中的污名（例如：批評警嫂3P的口號是在以女性污名做出攻擊）就等於強化了這個污名，這就更是在邏輯上本末倒置。難道我們能夠通過不批評強姦文化來避免強化該文化嗎？難道我們應該跳過批評父權體制與強姦文化這個步驟，在不指認不批判的基礎上，直接以「性自主性開放」作為解讀標準，以一己之理念來「否想」強姦文化的存在，以此消滅它？
在中國公益圈中發生的性侵案例裡，有一些就是性侵者在展開行動之前，以女權擁護者自居，展現出對女性性自主的高度認可，獲得具有相同理念的當事人的信任。而當他們展開性侵行動時，這套性自主的話語卻成了反制當事人的枷鎖，使其對自己的感受產生質疑，「會不會是我內心深處還殘留著父權的貞潔觀才會對這個舉動反感呢？批評他的這個舉動會不會是認同了父權的看法呢？」當我和其他曾經經歷過性騷擾的當事人批評性騷擾行為的時候，也會有人以我們「性保守」來否定性騷擾的存在。甚至當我們以曾歷者的角度提出宜家傢俬的「邀請你吃我豆腐」廣告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下會將性騷擾娛樂化常態化，致使受騷擾者發聲的空間進一步縮小，也會有高舉性自主的人士認為將這則廣告解讀為性自主才對，批評之便等同於強化女性貞潔的刻板印象。在這裡，人們口中的「性自主性多元」不再是以父權體制為審視和批判的對象，轉而變成和父權體制一樣，以脫離處境的單一標準嚴苛審視、規範處境中的人。
如果女性性自主的論述缺失了審視、指認、批判體制現狀的能力，成為無差別降臨在每個人頭頂的烏托邦，只要仰望就等於實現，那它只會是疊加在現有權力體系上的一層虛幻的光暈，遮蓋現有體系的醜陋，卻對體系中的弱者來說只可意淫不可觸及，最後被體系收編為進一步解放既得利益者和進一步箝制被剝削者的工具。
會使污名強化的並不是「把污名指認出來加以批評」的行為，而是取決於我們「以怎樣的理據在批評」一個現象，以及我們「如何作出回應」。如果我從一個父權的視角出發批評「警嫂3P」這個口號，理據就會是一系列污名本身，包括「女性的性是女性的恥辱」、「性不應該公開說」、「3P是污穢的性」、「佔有一個女性的身體是對她丈夫最大的羞辱」等等。會強化這些污名的回應方式也是以默認這些污名為前提的，包括主張「在口號中不應出現性或性器官」、高舉忠貞賢慧的警嫂形象來對抗等等。我們有性別學者是以此為理據在批評這個口號嗎？有主張以此方式來回應這種口號的嗎？如果有，確實值得反思，會不會在無形中強化了體制中既有的污名。然而，在學界朋友原文中所指涉的那位性別學者顯然並不是以此為理據在批判，而且縱觀其論述發展軌跡與行動，也顯然與此類回應方式有天壤之別。
污名的反轉
如果「警嫂3P」是警嫂自己發明的口號，那它就開始具有反轉污名的性質了（當然我們仍然需要看具體運用的場景與手法來具體分析）。我所接觸到的警嫂們，她們有次討論怎麼幽默地打開和示威者對話的機會，有個警嫂說「要不我們拍個短片，開頭我來說『大家好我是一個警嫂，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像我3P的場景呢？又是為何覺得這能打擊到警隊呢？』」這樣的一個提議，以及如果真的拍出了一個短片，確實是這場運動中難能可貴的一個性別污名反轉運用的例子。但它絕不是通過高舉「警嫂3P」這個口號的抗爭性面向來取消其厭女的面向，也不是幫這個口號憑空想像出性自主的污名反轉性質。它反轉污名的功能，也必然是建立在確認原本口號具有污名性質的前提之上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反轉是由承受污名的人發揮其能動性而自主開創的，不會也不應該是由一個具有性別理論知識卻並非污名承擔者的他人強行代勞。
我想，為社會提供性／別多元想像確實是性別學者的志向和要務，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失去對真實存在的不堪現狀的敏感與指認它們的勇氣。並且，我們的性別理論知識和我們擁抱的理念，需要更多體現的是持續的批判性—不僅是對外在社會現實的批判，也是對內在自我及其與外界互動過程的觀察與批判——而不是固化為一種脫離現實處境、囿於一己之視角、凌駕於他人的解讀準則。這並非是只針對他人的責難，而是每個走在性別研究之路上的人都需時時自省與共勉之事，包括我自己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