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th in Crisis。Terrence Malick新作《隱藏的生活》首現今年康城影展，在台北看時，進場前每個人都要向保安交出手機。雖說原因是防止盜錄，但是進場看大師作品，本來就不敢用發光螢幕造次。
要數他近年作品，看過他拍伴侶的親密之難（《To the Wonder》）再拍現代人靈性生命的空虛（《Knight of Cups》），《隱藏的生活》時空跳回二戰，以一個拒絕效忠希特拉的奧地利農夫為主角。記憶中愈是甜蜜與溫柔，而現實是一天比一天殘忍。我們看導演的鏡頭作為一雙眼睛，穿梭共時性的時空（奧地利農村與柏林）和歷時性的時空（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往昔）。兩種時空，也許都是隱藏在主角記憶中的生活。
信仰受到權傾一時的獨裁挑戰，主教和神父都不敢說甚麼。猶太人在毒氣室裡，可會質問為何上帝令如斯慘劇發生，讓如斯邪惡的政權屹立地上？當Franz的辯護律師問他：「為甚麼不願意效忠希特拉？就口頭一句，沒人會當真的，而你這樣做就不會死。」我就知道，那是Terrence Malick用自己的方法，拍出遠藤周作《沉默》的中心命題。要是只需口頭一句，你願意背棄自己的信仰嗎？在遠東，傳教士們為守義（因信稱義）而死，更慘烈的是目擊他人因自己而死。要是信仰成為策略一種，那也算是信仰嗎？
Malick鏡頭下的Franz，每每把目光投向有陽光照耀的方向，他是守望的義人，沒有背叛自己。而在遠東，後來史高西斯改編的《沉默》當中，傳教士洛特里哥「踏繪」後，陷入全然真空的寂靜，雞啼與日出之前，他聽到上帝的話語。棄教又重歸信仰，反覆行進，居然使信仰在沼澤生根。洛特里哥又想起來了，那年他和另一渡海來日本的神父，赤身躺臥在長崎不知名的山上，微光裡有塵，塵埃猶如是陽光專屬的呼吸。這一幕，也是在看《隱藏的生活》時，我每每把奧地利的恬靜山谷、柏林監牢的狹小窗戶，連繫一起的原因。光，並不因為幸與不幸而改變，信仰也不會因為幸與不幸而改變。
即便當下，我不時想著念著，《沉默》的殘酷局面，是我最後的家鄉的未來。唯有寬慰自己，只要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