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人吹風說選舉優先，街頭行動要讓路。但黃之鋒被 DQ，朱凱廸棄守自決而入閘，正說明在今天的橫蠻威權下，選舉雖然重要，但不能說比較社會運動更為重要。香港兩級議會，本無實權，現在還加上思想審查，那麼選舉作為民主宣傳平臺的作用就更加大打折扣了。如果選舉或者議會尚有自由發言餘地，民主派尚可以用為民主教育工具 — 在這個歷史關頭，十字路口，教育工作特別重要，只有它才能和普羅大眾一起摸索新出路。現在連自由發言也做不到，那麼，就更加說明選舉的局限。何況，在專制國家，從沒有過單靠選舉便可以變天為民主國家的例子。所以，選舉嘛照參加，但直接行動要繼續。而操作上，香港就逐漸分成兩批人，一批從事合法抗爭，一批從事可能違法的社會抗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自由主義也革命
香港人選舉經驗豐富，無須多言。社會抗爭則經驗非常不足，需要更多分析。另一方面，目前「勇武」行動，難免令一些泛民憂慮。蔡子強先生在上周三的文章，便擔心暴力循環，所以堅持「和理非」，卻被學生質疑：「如果沒有 6.12，政府會聼我們嗎？」蔡先生也承認無言以對，遂有「無力感越來越強」之嘆。
晚不才，試為蔡子解套。只要他重讀洛克《政府論》，就知道自由主義不只不否定革命權，還積極支持呢。洛克《政府論》下篇 222 節解釋人們成立政府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旦「立法者們圖謀奪取…人民的財產或…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人民享有恢復他們原來的自由的權利，並通過建立他們認為合適的新立法機關以謀求他們的安全和保障…。」
在 225 節，他再為革命辯護，說「革命不是在（統治者）稍有失政的情況下就會發生的」，相反，那往往是統治者從事「一連串的濫用權力、瀆職行為和陰謀詭計」的結果。[1]
蔡先生擔心暴力循環，為「這個日漸崩壞的世界」而發愁。但是，洛克比蔡先生樂觀，也比霍布斯邦樂觀，不太擔心革命造成「世界崩壞」，社會解體，重回一個人人拼死相鬥的「自然狀態」；[2] 革命，不過是公民社會把之前信託於舊政府的權力，重新收回社會手裏而已。自由主義的蔡先生，應該比我更清楚古典自由主義的革命元素。
香港人從來都被殖民，甚至連心靈也被殖民，以致多年來都不懂得反抗。如今要排除萬難保衛自治權，便特別需要有革命的志氣。香港的確需要補反殖民之課，學習革命思想，伸張人民主體性。不論自由派還是左翼，都應該這樣看。
有權有理兩回事
對於暴力循環當然需要憂慮。無此憂慮，便是漠視一個眼前事實：今天壓迫全國人民全港人民的，便是以反抗壓迫起家的中共呀！越反惡魔，越變惡魔，莫此為甚。所以我們豈能對暴力循環毫無警惕呢？
如何避免暴力循環？這便需要區分「有權利」和「有理由」兩者。人民有權利革命，但怎樣革，何時革，這一切便需要提供理據。我有權說話，但說什麼，何時說，怎樣說，都需要有個好理由，否則便是廢話或者不合時宜之言。說句話尚且兩者兼顧，何況革命？這五六年來，出現一種偏差，就是以為有權革命，便等於有足夠理由革命，可以不管時勢，不管手段，不管民眾，隨時由他說了算。這種情緒，與今日所謂「攬炒」也多少相關。何謂「攬炒」？即同歸於盡。但 21 世紀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剛開始，幹嘛現在就要同歸於盡？或云，攬炒是指不顧一切、沒有底綫的反抗。沒有底綫？
我想起《水滸傳》第 40 回講梁山好漢劫法場，李逵「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不問官民都砍 — 所以李逵是攬炒祖宗。以為有權革命，就以為無論怎樣反抗都必然正確，對不起，這是易姓革命，不是民主革命。現代民主革命，不一定和平，但一定不可以沒有道德底綫，不可放棄理性分析與效益尺度。抵制黑警，不必禍及妻兒；癱瘓社會秩序以對抗暴政，亦不必火燒紅店 — 很容易誤傷無辜啊。正途是以人民共同體的巨大道義力量，去分化警察，組織工會、進而組織大罷工。現代民主運動，要求的是精準打擊，而不是攬炒。
事實上，這五個月以來的抗爭，總是存在至少兩種傾向。一種是「李逵式反抗」，一種是民主的反抗。每當出現過分暴力場面，總有人出來制止戰友中的過火行徑。今後的關鍵，是民主派如何鞏固已經存在的健康力量，壓抑李逵的蠻勁，而不是坐困愁城，或者一味抱怨「唉呀現在氣氛不容你是其是非其非」。是．其．是，非．其．非，就是這樣。
不需要英雄
今天，梁天琦被崇拜為英雄。但需要問的是，民主革命需要英雄崇拜嗎？大家還記得嗎：七八年前，那時教主講幾句「沒有反抗，哪有改變」的空洞口號，便令一些青年如癡如醉；接著，傘運期間，所謂 he-he（編按：周永康、岑敖暉，二人又被合稱為「Alexter」）再次瘋魔青年。然後，教主、he-he 都過氣了，再輪到梁天琦。英雄形象，往往是既憤激又前路茫茫的一代人自己的投射而已。
今後，這種英雄投射、再埋葬英雄的劇本還會繼續的。這令人想起《Jesus Christ Superstar》音樂劇中、彼拉多責罵要處死耶穌的對白：
「你們猶太人製造彌賽亞之多，裝得下好多個麻包袋！」
口號的魅力，在於幾個字就能夠煽動情緒。這也是焦慮和危機時代的印記。但口號如果只是口號，內裏沒有實質分析，就真是純粹情緒，來的快也去的快。有人對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甚有顧忌，但像好多青年人一樣，我沒有顧忌，反正，人人都可以自己填充内容。民主革命派，自行填充民主内容就行，何須垂頭喪氣？
民主革命不需要濫用暴力，也不需要英雄。德國詩人兼戲劇家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主人公和他的徒弟有一場有名的對白：
徒弟：「一個國家沒有英雄真可悲。」
伽利略：「一個國家需要英雄真可悲。」
有位本地公知解釋布萊希特原意時，說「在人民的自由人權獲得保障的國家，是不需要英雄，也就是說，你堅持自己相信的意見，堅持真理，是無須付出犧牲自由或生命的代價的。」我不認為布萊希特此處想聯係什麼民主。伽利略在宗教法庭受審，他的徒弟非常渴望師傅能夠寧死不屈、堅持他的日心說。結果他認罪了。他從法庭出來，徒弟就講了上面一句話，表達他對於伽利略沒有做英雄烈士、寧死不屈的憤怒。伽利略就以上面的話囘覆他。徒弟大概不明白。直到後來，當他再拜訪獄中的師傅，師傅給他看自己寫完了的科學論文，這時他才大概明白吧：要把眾生解放出來，不需要烈士和英雄，而是需要啟蒙，需要科學和知識。這也是啟蒙運動的宗旨。一個民族還需要什麼英雄，證明他們還沒有足夠知識，還沒能實現自立自決。若有真英雄，他／她也不一定要犧牲，不一定要做什麼領袖，但他／她一定和眾生一起學習及掌握科學和知識。從事反抗運動，也一定是情理兼備的、有效的反抗。只有這樣，人民才能頂天立地，不再依賴什麼神仙皇帝。
2019年10月31日
8.31兩個月紀念
[1]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1 年版。
[2] 因為十六世紀末的霍布斯邦，其政治目標在於加強君權；十七世紀的洛克卻致力樹立國會至高無上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