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誌」，以「言」和「志」組成，意思是以言語來記載的意志和記憶，古代稱呼記事的書籍為「誌」。剛結束12年主流媒體生涯的關震海，於今年7月創辦獨立媒體《誌》，正是有感於香港需要「誌」。網絡發達的時代，資訊唾手可得，新聞被貶值，前線記者的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行業普遍流傳「五年大限」此說法。在知識和經驗無法積累的土壤下，某些專題難以持續地跟進，歷史紀錄出現斷裂。跳出傳統新聞框架的關震海，正摸索屬於獨立記者的「business model」，堅持親身採訪，以現場觀察和獨到分析來抗衡俯拾即是的垃圾資訊，不賤賣內容，更鼓勵記者找有興趣的議題來跟進個10年、20年。《誌》即將發起眾籌，目標為150萬。
關震海
解放記者 慢工出細貨
「你唔滿意，你就移民啦！留喺香港把柒咩？」、「我要養起成頭家，你做嘢還做嘢，唔好影響到人！」紅磡隧道的收費員氣急敗壞地道。觀眾看到這些指責示威者的開場白，或許很快便會將這些收費員歸類為「港豬」。原來，剛才有大批示威者「快閃」堵塞紅磡隧道對出的馬路，部份人在收費亭前放行私家車，並稱︰「請你過大海！」後來示威者逐漸散去，在記者的查問下，收費員邊吐糟邊解釋苦處︰「嗰個係 detector ，每過一架會自然入我地數，咁你話免費過，係咪入我地數呀？」
這段短片獲得超過44萬人次觀看、3千5百次分享，是《誌》成立兩個多月以來，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網民的留言中，有批評收費員眼光短視、不理解示威者訴求的，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留言是討論勞工保障和抗爭倫理的，可見觀眾看待此事件時不只單一角度。
這就是《誌》報道的方式 —— 記錄場邊故事，有自己的角度，但也有讀者自由討論的空間。
元朗恐襲事件兩周月靜坐當晚，我緊隨《誌》的一位年輕記者陳卓斯採訪。她追趕的，不是警察防線現時推進到哪裡，或是有多少個示威者被按地制服。她就像大隊後方拾遺的紀錄者：防暴警的防線前，突然來了一位大叔指罵記者們，批評他們只會拍攝警方而不拍攝示威者「暴行」，陳卓斯的鏡頭轉向了大叔。直到他兇神惡煞地衝著我們而來，她才趕緊拉著我走。
鏡頭又停留在一位只有十多歲的女生身上。她在YOHO商場的後樓梯窗口，對著地面的防暴警察大喊：「嗰條仔呀，用國家大事為重拒絕咗我，你知唔知我好傷心，我琴日喊咗好耐呀！」「其實你宜家搞到我無咗段拖，無咗段姻緣，你知唔知一段姻緣係天價㗎！」身旁圍觀的年輕人和記者聽罷，都笑得人仰馬翻。
24歲的陳卓斯是電影系畢業生，從來沒有想過會當上記者。「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她曾經應徵某網媒的記者職位，但是因為非新聞系的出身而不獲錄用。她在facebook得知《誌》剛剛誕生，便開始跟創辦人關震海透過電郵交流，後來更成為《誌》的記者。
陳卓斯
「我們不會趕著出即時新聞。」陳卓斯現場拍到的影片，經剪接和配上字幕後，往往至少要隔一天才能在FACEBOOK 發表。所謂「慢工出細貨」，這種紀錄短片式的報道，得到了不少網民讚賞。
不過，也有昔日的同行私訊批評關震海是在「為暴徒說話」。他瞪大眼，拿著一份剛出版的刊物，反問︰「這些都是香港人，難道你不想知道這些香港人在想什麼嗎？」
《誌》就7月1當日佔領立法會一事出版的刊物。
現年36歲的關震海，往日的採訪經歷，就像說不完的故事，但是對於傳媒行業的困境，他時時刻刻都在思考如何扭轉。他說︰「記者需要解放。」
《誌》現時有3名記者，租下了工廈一間100呎也不到的房間作為工作室。他希望每一位成員都發展成獨立記者，就像外國有不少記者都擁有個人社交網站帳戶，有數以萬計的追蹤者，有自己持續跟進的議題，有自己的獨到分析，也可以賣內容給其他平台發表——這在強調媒體牌頭而不著重記者個人的香港裡，是難以想像的。
網絡時代 新聞「被貶值」
揭露警察濫暴的鏡頭、「記你老母」、衝著高官尖銳的題問、對喬裝者窮追不捨的質問……從6月12日「反送中」運動拉開戰幔起，「記者」這個身份，由以往「抗爭中的沙石」，突如其來地獲得市民的尊重。有的受是次運動啟發的年輕人，紛紛表示「我要做記者」……
這令關震海憶起5年前，雨傘運動的氣氛也驅使不少年輕人立志當記者。可是大型群眾運動的熱情退卻後，他們逐漸看穿了傳媒行業的日常，及其真實面。「一年之後，他們已經說，不想當記者了。」關震海遇過一些新聞系的學生，還未畢業便已打消了入行的念頭，令他惋惜不已。
網絡使傳媒生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往的新聞只有一條deadline，就是報紙或是6點鐘新聞的截稿時間，如今是即時新聞的世界，分分秒秒也是deadline。為了追趕速度，與同行競爭，新聞機構普遍會將整個採訪流程分拆成多個步驟，前線記者、攝影記者、採主、製圖，各自只需負責工序裡的其中一環。
「採主今日叫前線做呢單，聽日就叫你做第二單。」這樣的操作壓縮了前線記者深入了解採訪議題的空間和時間，報導難免變得片面、碎片化。關震海認為，香港需要有專線記者，能夠持續對感興趣的議題作跟進報導，才能提高新聞的質素。
過去在主流媒體工作的12個年頭，關震海見證記者薪金大跌。他形容現時記者的付出和薪金不成正比，可是媒體高層將問題歸咎於網絡時代，聲稱︰資訊唾手可得，記者所報導的內容「不值錢」。
「正正是網絡時代，記者在現場的觀察和分析才更重要！」日本NHK專題組訪問長者的經濟狀況，輯錄成《老後破產》一書；此外，《東京新聞》女記者望月衣塑子將調查報導的經歷以「非虛構小說」的手法呈現，這兩本書在日本出版後均火速大賣。
「內容不值錢嗎？內容很值錢！」關震海眼見主流傳媒仍停留在舊有的營運模式，高層賺不到錢的時候，卻以「內容貶值」為由去壓低前線記者的薪金，「這是一個集體的謊言。」
關震海2019年2月離開傳媒機構後，便開始著力構思成立一個獨立媒體《誌》。他在「獨立宣言」中，細道自己對於現今媒體的觀察，以及前方的路︰「替自己找一個Business Mode，找自己想關心的議題和國度，就是我離開媒體以後的終身任務。」原本打算這個新媒體會走「文青路線」，比如寫寫街巷人物的小故事、體驗上海理髮師的民間技藝等等，可是他從來沒有想過，新媒體成立之時，便剛好遇上「反送中」乃至反威權運動的發酵與爆發。
香港人原以為社會將無了期地停留在後雨傘的幽谷中，誰也沒想到，傘運五周年也不到，香港便因政府硬推《逃犯條例》修訂，而迎來一股更大的示威浪潮，市民高速地政治化。作為一個記者，關震海本能地以報導來介入這個前所未見的歷史時刻。
以獨立記者身份到衝突現場，遇上警察質疑是「假記者」已不是新鮮事。然而，最讓關震海氣結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被質疑，而是香港警察的孤陋寡聞。「是否記者是視乎他報導什麼，而不是一張記者證囉！」他說，目睹現場遭警方留難的外藉獨立記者，分分鐘在他們所屬的國家是有名的記者，有的更定期在新聞節目中有半小時的個人匯報時間。警方需要查問的，是記者報導的是什麼、會在哪個媒體發布，而不是手上有沒有記者證，「為什麼香港的警察在媒體那方面這麼落後呢？」
記者流失 記憶斷裂
2014年的雨傘運動，關震海仍是《蘋果日報》的記者，負責駐守旺角佔領區。一般的新聞操作裡，只有衝突、名人發言、溫情小故事、奇異見聞，才會被視為值得報導的題材。可是關震海難忘當年在佔領區的一幅日常片段：由於一位「藍絲」大叔知道他的身份，因此時不時在他的耳邊大罵：「黃絲！」、「搞亂香港！」巨大的聲浪差點把他震聾。然而這些有趣的畫面，在「新聞」的框架下，是不知如何提起。
隨著他在《明周文化》的工作中，不時需埋首於報館資料室翻查香港的歷史、六七暴動、八九民運，漸漸發覺到新聞的碎片化、記者流失，導致人的記憶被淹沒在茫茫大海，歷史記錄變得斷裂。他開始懷疑，「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句話放在香港的媒體框架下，是否成立。
說起八九民運，一般人只會記得香港人當年在八號風球下的百萬人遊行，關震海卻在報館資料室，翻看到一段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1989年5月4日，香港13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同步響應北京學生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由各自院校出發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集會中，導演徐克和岑建勳帶領眾人唱《國際歌》。時任珠海學院新聞系系主任黃毓民其後上台發言，指《國際歌》是共產主義的歌曲，在爭取民主自由的場合唱是不相關，遭集會參與者喝倒采。（《明報周刊》第2638期 Book B︰「六四」三十年 中生代重組記憶碎片。2019年5月31日。）
觀照當下，香港網民號召各區聚集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往往能夠短時間內得到數以百計的市民響應，絕非理所當然的事，更是難能可貴。「香港人能夠一起唱《願榮光》，個意義就是，香港人真正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曲，不是改編自其他地方的歌。」
關震海認為香港人欠缺了歷史感，「那些責罵今日示威的人，很可能八九年的時候撐過北京的學生，只是他們無法倒後退回歷史去想。」正正是這個緣故，《誌》以「記錄香港」為使命。
他們將會發起眾籌，製作「反送中」紀錄片和成立一個香港歷史的資料平台，有系統地收錄不同的專題，供讀者自由共享。此外，關震海舉辦公民記者培訓班，鼓勵更多人親身到採訪現場，為歷史留下筆墨。
「觀塘那幢（檔案）大樓很快便找不到香港的歷史，因為香港無《檔案法》，歷史是靠每一個記者去守護。」關震海說。
記者：黎彩燕
攝影：梁筱琁